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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盾工程:数字监控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政府的维稳偏好

研究表明数字监控带来的维稳便利令政府不再积极投入社会福利,人们能享受到的公共品没有得到预期的改善。这从侧面反映了威权国家推行社会福利的首要目标是维稳,而不是改善民众福祉。

2020年5月22日云南昆明,人们戴著口罩于苏宁电器商店的电视屏幕上观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的转播。

2020年5月22日云南昆明,人们戴著口罩于苏宁电器商店的电视屏幕上观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的转播。摄:Liu Rany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姜乐

刊登于 2020-07-14

#姜乐#中国研究#互联网审查

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实名的网络社区、可以追踪个人位置的健康码软件,不断发展的数字监控技术令中国成了每个人都无所遁形的国家。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监控系统,将民众的一举一动置于“老大哥”的视野之下。这些监控技术牺牲了个人隐私,也为威权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并改变了政府对维稳方式的偏好。

最近发表在政治学研究顶级期刊《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数字监控对维稳偏好产生的影响。研究者指出,在信息匮乏的年代,国家无法有效识别出政权的挑战者,因此维稳主要是通过提供普遍的福利来“收买人心”。而当数字监控可以弥补“信息差”的时候,威权国家更倾向于对异见者实施“精准打击”,由此带来政治犯人数的上升,以及公共福利的下降。

金盾工程:公安部“维稳”系统的建立

研究者以中国主要的数字监控工程“金盾工程”为例。这一工程的全称为“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由中国公安部于1998年提出,2003年开始实施。“金盾工程”至今已开展了两期,其中第一期(2003-2005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电子化的人口数据库,包括个人照片、身份证号码、住址、家庭构成等基本信息,以及“重点管控人口”名单,方便公安部门查询;二是实现线下的身份追踪,在酒店、网吧、火车站、机场等地安装追踪设备,当目标人物进行身份登记时,公安部门会迅速得到通知;三是进行网络管控,包括监测重要的网站、论坛、社交媒体,及时向警方报告不稳定因素,并主动对一些网站进行攻击或舆论引导。人口数据库、身份追踪系统的建立,也便于警方对网民进行线下监控。

2000年代后期,“金盾工程”第二期开始实施,本期的重点在于铺设道路监控摄像头,并将其整合到已有的监控系统中。研究者主要关注了其中旨在建设“平安城市”的“3111工程”。“3111工程”全称为“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由中国公安部和各省政府合作展开,“3111”意在为省、市、县三级进行试点,每个省确定一个市、每个市确定一个县、每个县确定一个区或派出所。这一工程自2006年起开展了三轮,涵盖的地区范围逐渐扩大,至2012年已包含660个县或区。广泛铺设的监控摄像头,加上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令国家能对个人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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