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参加巴勒斯坦扎营抗议的华人师生还好吗？

2025年3月10日，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团结营地的学生谈判代表和发言人Mahmoud Khalil在纽约的住所被国土安全部特工拘捕，并被转移至ICE（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所等待驱逐。Khalil的被捕震惊美国社会，因为他持有绿卡，是美国永久居民，且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国务卿卢比奥称驱逐他的原因是“其在美国的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严重不利后果”。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兑现“严惩2024年美国高校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参与者”的承诺，并把对抗议学生的“秋后算账”与其彻底重塑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更宏大战略结合起来。美国大学因纵容“反犹主义”而被切断大量联邦经费，而参与抗议的国际学生被吊销签证、绿卡，并被拘捕并面临驱逐的新闻不时出现。

当美国高校的言论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曾参与抗议的华人师生同样处于巨大的潜在风险中。去年5月，我采访过七名美国高校的华人师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所在学校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议。他们中有人直接参与扎营，有人策划罢工，有人只是密切观察形势。

一年后，我开始牵挂他们的境况：他们恐惧吗？高校里现在是什么氛围？他们是否还在继续抗争？如何看待美国这一年来发生的变化？我回访了其中四位仍身处原先校园的师生，记录下他们此刻的感受。

Erwi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

去年Erwin没有直接参与哥大营地以及占领汉密尔顿大厅，但加入了此后的一系列抗争，与友人一起搜集校园警暴证言，并给本科生群发邮件，征集签名支持各种形式的罢工。他经常以拉美革命的经验关照美国生活的现实。去年他说：“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不需要你来原谅。”

我感觉自己现在的处境比许多手足要安全得多。最近我和朋友覆盘，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被举报、打击。想了一想，我们参加抗议的时候没有留下姓名，在现场都戴口罩，各种联署也都没签。去年我们搜集了许多学生在封校期间的证词，并给本科生群发，让他们一起签名支持研究生罢工。当时我们用了自己的学校邮箱。说实话，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想要追查，是能查到我们的。不过那封邮件里我们没有提巴勒斯坦，只是停留在校园言论自由这个自由派的安全范围里。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学校目前还没有抓到本科生，因为去年抗议时研究生更勇一些。另外可能优先抓的都是来自中东的学生，这当然也是个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

我甚至猜测哥大是不是在和ICE（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提供某些学生领袖的信息，这样就能摆脱他们。因为理论上大家的地址就是学校地址，住校的学生比住外面的学生更难被抓到，但为什么ICE能那么准就抓到他们呢？

其实去年营地结束后到现在，我也没做太多事情。可以去抗议，但万一被警察抓住就直接遣返了。至于学校的研究生工会，在Mahmoud Khalil被抓后说打算罢工。但他们的反应太慢了，事发一周之后才说要罢工，更何况最后还不是真罢工，而是想搞“宣传性纠察”（informational picket；即工会派传单﹑举牌等行动）。

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罢工，我会尽我所能给予支持。我拟完了给本科生的群发邮件，他们又让我先别发，说还在研究罢工细节，然后又很长时间没回复。等我再问，他们又开始说，现在学生很担心去上课被ICE抓，所以想要改成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我作为国际学生，担心的不是课堂，课堂是现在唯一正常的地方。我担心的是我的法律状态，担心学校和ICE直接合作，提供我的地址，然后ICE来敲我的宿舍门。而改成线上上课，我们岂不是有更多时间待在宿舍，岂不更危险吗？

现在被针对打击的主要还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但在有些地方，移民权益行动者、工会领袖也都是打击对象。各种大学的DEI（多元、平等、包容）部门是整肃对象，有时则是纯粹的砍预算。最近好几所理工科学校还被特朗普政府要求解释学校里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我感觉只要触动美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历史底色的行动者，基本都会被针对。这和现在的中国一模一样，先是攻击民主行动者，然后是少数族裔、搞酷儿的、搞工运的，全都逃不掉。

现在哥大的这个情况，我就等着下个月课上完回家，赶紧离开美国。我甚至不准备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觉得这所学校不配说出我的名字，不配我坐在下面给它鼓掌。不配。而且我一旦去了，肯定会身披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旗，最后又要被赶出去，所以就还不如不去。

还有我是跨性别，现在我的证件上的性别都改过来了。可如果美国这边查到这和以前旧签证上的信息不一致，他们会不会要我重新改回我的出生性别？之前我还想试一下，现在我连试都不想试了。总之，许多事情都在剧变，最后叠加在一起，让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我是学拉美史的，他们经历过十几年的漫长独裁统治，但一直有抗议，一直有抵抗，一直有希望。希望总是有的，但它永远取决于对独裁的有组织抵抗。比如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Mothers of Plaza de Mayo），比如智利不断抗议皮诺切特的工人。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美国人似乎都不太相信自己的民主了（虽然美国的民主本身也很难让人相信得起来）。

从课堂讨论来看，能感受到学生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但缺乏好的领导，无论是工会还是CUAD（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组织）。现在是指望美国人来领导的时刻。去年无论是抗议还是罢工，其实都是很多留学生冒着被学校开除、停课的风险在组织。那现在当国际学生需要被保护的时候，美国学生会站出来吗？我感觉好像不会。学生们确实在课堂上热火朝天地讨论，但最终他们没有去诉诸实践。你们得去罢工，得去提出诉求。你们的工会主席都被开了，这肯定是不合法的，要行动啊！

Vov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去年Vova观察了学校的巴勒斯坦抗议和营地，虽然并未参与其中，却被学校停学处分。之后的维权历程，以及在法学院学到的知识都让他对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去年他说：“有那么多学生被冤枉，我理解成此举是学校有意在搞扩大化，杀鸡儆猴……如果我也能被整，那他们可以整看不顺眼的任何一个人。”

哥大的情况很不好。学校最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们陷在漩涡里了，学生基本已处在被放弃状态。它给我们发的所有声明、邮件，都很假大空，诸如“我们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这样的话可以重复说很多遍，但就是不说他们具体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坚守了什么原则。

我们最近被抓的学生不少。DHS（国土安全部）和ICE的面包车经常停在学生住所附近。于是学生在Signal群聊里建起了内部监控网络，报告这些人的动向。氛围挺紧张的，学生很恐慌，给学校写了很多邮件咨询，而学校也没什么反应。

我去年被学校错误地停学，一开始我也挺担心。毕竟这届政府是一个政治迫害政府，我还是能感觉到危险。但在观察了他们抓人的模式后，稍微放心了一点。目前他们抓的都是非常公开的人，而就连抓这些二号人物、三号人物都很费力，那如果要把手伸到我这种五百号人物这里，估计还要过很久。

此外，特朗普政府想让哥大交出所有被学校处罚过的学生名单，但学校交了一份把名字全都编辑掉的名单。你只能看到上面写了A做了什么，B做了什么，如果要看A和B是谁，就得再向哥大申请。而且现在纽约的联邦法院做了决定，哥大不能把这些信息都交给政府。政府如果想获得名单，还得通过最高法院，而能不能让政府这样搜查个人信息，涉及到许多宪法修正案。

当然，就算是真要遣返我这样一个有签证的人，也必须先开一个听证会。那届时我还是有机会的，我可以有理有据地讲，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能编出什么证据来。我现在最怕的一是哥大完全放弃，直接把我的名字交上去，二是政府完全乱来，无视所有法院禁令，直接把我运去萨尔瓦多，那我确实没办法。

最近我从国外入境美国，做的信息安全准备比回中国都完善。基本把大部分聊天记录从手机、电脑端都删了。然后再搜索关键词，“特朗普”、“万斯”、“犹太”、“巴勒斯坦”、“边境”、“移民”……能想到的全都删除。还好我平时挺注意信息安全，许多消息每周都会自动清空，最后还是用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手机里只剩下旅游照片，虽然我去过很多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遣返我，那我也只好认栽。

新闻上说联邦政府撤走了哥大4亿美元的拨款。拨款就像一个水龙头，每周都有资金流入，而特朗普直接把水龙头拧上了，也不说什么时候再开。所以每周撤走的拨款数字都在不断上涨，很快就会超过4亿了。每年的联邦拨款总共16亿，也有可能完全停掉。虽然学校现在签了协议，但特朗普政府的意思是，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还会提别的要求。

现在管理层已经跟教授、学生割裂了。校长和学校董事会每天跟白宫谈，但教授和学生持另不同意见。人文社科的教授和学生觉得，既然这都能妥协，岂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为所欲为，那大家就别上学了。反正我们法学院不拿任何联邦拨款，就算停掉哥大所有的钱，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影响。

但医学院、工学院和基础科学那边不是这么想的。现在联邦停掉的对学校的拨款主要是用来支持他们的。如果你停一周联邦拨款，医学院的很多实验室可能就得关掉。所以不是说他们不支持学术独立，但没有拨款他们确实活不下去。作为学校管理层，得想办法把他们那边保住。

我们法学院的许多教授联名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现在特朗普针对哥大的行政令无论从内容还是程序上都是违法的。从内容上看，行政令给出的理由是哥大违反了《民权法案》第六章（Title VI Allegation），对犹太学生所处的敌视性环境熟视无睹（deliberate indifference）。但在法庭上这个论点完全无法被支持，因为哥大校方实际上做了很多事，只不过在政府眼里他们没有成功。而另一方面，从特朗普下达一个援引《民权法案》的政令到实际停掉拨款，当中要走一系列程序。但特朗普政府自然是全部跳过的，他们现在根本就无视法律。所以法学院教授的意思是，去打官司迎击，把这4亿美元要回来。

校董会的意思是，就算你告赢了，他们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来搞你。最干脆的做法就是明年直接不续这16亿美元了。所以为了不被搞，还是应该签协议。协议是校董会和教育部长Linda Mcmahon在谈。教育部那边其实态度还算挺好，但问题是现在做决策的不是教育部的人，而是国土安全顾问、白宫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哥大做出的妥协他始终不满意，还要不断再加压。作为极右翼，他对高等教育持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法学院的教授认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摧毁美国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

所以相当于哥大被敲诈了，给了白宫各种妥协，但什么都没有得到。校长和校董两头不讨好，把学校里的人基本全都得罪了，但钱还是没拿回来。接下来校长和校董可能都要辞职。过去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讨厌校长，觉得她说了很多空话，什么都没干。但现在大家知道，处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法学院教授还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就是让很多大学一起去集体诉讼，这样能把事情拖很久，上升到最高法院，做成一个全国性案件，让联邦政府陷入很麻烦的境地。但现在其他大学还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不想当出头鸟。大家都知道谁得罪了特朗普，他就会打击谁。所以教授们认为，可能要等政府的压力大到让许多大学都觉得无法容忍，触及了所有人的底线，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反弹。

法学院在美国的高校中通常是比较右翼的，即使左翼教师，往往也只是中左。当然，法学院的右翼教师通常也只是中右，不太会有MAGA教授。去年学生扎营抗议加沙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教师支持。

但我们有一个非常左翼的教授 Katherine Franke，她一直出面批评这、批评那，到处抗争，和学校、同事的关系都比较差。因为对以色列和部分以色列学生做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她惹了不少麻烦。今年1月，学校大概是为了提前规避风险，就把她解雇了。一般来说，美国高校很少会因为个人意见而解雇终身教授。在法学院很多教授看来，这件事已经触及了底线。所以最后有57名终身（tenure）或预备终身（tenure track）教授签署联名抗议，尽管他们私交可能并不好。

许多中间派或中右翼教授都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个左翼教授说，某个中右翼教授之前去敲他的门，说“我想要加入抵抗”。他觉得很好笑，因为“抵抗”（resistance）这个词有很强烈的左翼色彩，过去就连中左派都不会用的。

学生则处在一种自我组织状态中。教授和学生最近都在校外开地下会议商讨对策。聊天全都转去了Signal，而传单都是私下信任的朋友之间小规模分发，不会在大群通知，以免被校方或持某些观点的学生知道后报复，他们会渗透进一些会议录音，然后组织大规模人身攻击。

现在这些地下会议往往是在学校周边的教堂里进行，甚至包括巴勒斯坦行动相关的会议。因为教堂比较私密，不太会被搜查，对我们又比较包容。于是大家纷纷戴着阿拉伯头巾（keffiyeh）坐在教堂里，还有不少穆斯林学生，这画面我感觉也挺讽刺的。

也有学生在试图组织罢工，但这种公开行动现在风险都很大，只能由美国学生来进行。其实现在看到去年扎营有那么多国际学生参与，我也挺惊讶的。感觉他们要么没有完全考虑清除自己面临的风险，要么就是真的勇。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校董会虽然看上去软弱，但其实还是有些底线的。比如他们没有同意把之前处分的学生名单上交政府，所以还被特朗普骂了。此外政府要求接管学校的中东学系，学校也不愿意，而是说在外面找一个第三方来管。就算迫不得已要处罚一些人，也尽量只动那些最严重、最公开的人。比如Khalil虽然被抓了，但哥大甚至没有吊销他的学位。总之在一些触及基本原则的事情上，他们还在坚持反击。

特朗普现在针对大学和律所的行政命令往往是完全非法的，甚至会同时违反各种宪法修正案和平权法案。在法律教授和律师看来，这是完全不可容忍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能维持到今天，就是靠了它的司法制度。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应该遵守这种制度。最近特朗普、马斯克和许多MAGA官员都说要弹劾叫停他们行政令的法官，结果就连保守派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都看不下去了，出来为法官说话。

我觉得最近美国法院的表现还挺好的，因为这些违法的政令如果被上诉到联邦或巡回法院，基本都会被驳回。就算打到最高法院，虽然我们现在常说高院很保守，但其实像罗伯茨、巴雷特（Amy Barrett）、戈萨奇（Neil Gorsuch）这三位保守派法官也还是体面的，对于特朗普政府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明显胡编乱造的论点，他们还是会出面反驳。我还是相信这些人的。

当然，政府和ICE这边也有自己的对策。除了各种擦边或肯定不合法的行政令外，他们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打你个措手不及，比如抓了人之后尽快送往ICE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中心，或者干脆直接遣返出去。路易斯安那州是非常保守的第五巡回法庭，可能比高院还保守。另一方面，ICE在那里的拘留中心非常偏僻，距离最近的机场都要两三小时车程。这样就能尽量防止律师去见你，让你感到绝望，是一个剥夺你正当权益的狡猾办法。所以一旦被ICE拘捕，就要第一时间在蓝州上诉，这样会让你尽可能留在一个好的司法管辖区。

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行为肯定也会对我未来作为律师的前景产生影响。首先，因为移民政策的频繁变动，我没法做未来的长远计划；其次，他最近打击了很多律所，虽然我实习的律所还没被触动，但大家也都很担心；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法治正在受到根本性破坏。通过整肃律所，他想把我们变成一个只能写写合同，或者帮他的政府打官司的行业。哪怕从经济收入角度来看，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保障，你的职业才会显得重要。律师在美国地位高、收费高，那是因为美国的法治。如果法治被破坏，律师的地位就会降低，我们的收费也会越来越低。

所以我也在计划探索一下海外的律师事务所，比如伦敦、迪拜、新加坡、东京。不过现在很多美国律师因为不满美国的现状润了出去，导致这些赛道都变得非常卷。美国律师都在往外跑了，哪轮得到我们外国人。

未来美国如果要有一个自我修复过程，那我觉得国会应该立法，防止行政权这种滥用职权的行径。法院的权力还可以更大一些。如果你只能裁定某个行政令违法，但又没法强制执行，这有什么用。如果行政机构不执行法律，那就应该给特朗普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Tom Homan），甚至卢比奥这样的人判一个藐视法庭，甚至是刑事藐视法庭，把他关进去，这样才能显示美国的制度在起作用。当然，这对美国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了。

Zo，加州，加州大学某分校教工

Zo所在的加州大学分校是美国著名的“左校”，师生对巴勒斯坦营地的支持热情也十分高涨。去年采访时，该校是唯一一所营地仍未被拆除的学校，营地学生正在积极演练如何应对未来的警察清场。采访后不久，研究生也开始了罢工。不过去年采访时，Zo已经感受到了抗争之难。Ta说：“在美国，你没法很自由地作为一个人去战斗。”

我们学校本科生的营地是去年5月1日立起来的，经历了一个月，在5月31日被清除。与此同时研究生也在罢工。一度在学校的核心区域的路口，左边是本科生营地，右边是研究生罢工的纠察线。营地被清除后，研究生的罢工还持续了几天，后来有个法官出了个临时限制令（TRO），罢工就只能暂停，然后工会方面也表示停止，之后就没有新的研究生罢工了。

营地被清除时，许多学生被抓，还有人被起诉，据我所知都是轻罪。教师也被抓了三个，但后来都释放了。一部分学生被下了禁制令，两周内不能进学校的边界，结果许多学生甚至没法回宿舍拿东西。

针对不同学生的控罪在法律细节上非常不同，这就把扎营学生的集体诉求变成了一个个学生应对自己被控罪的个人化抗争。对多数学生的控罪都被撤销了，但我们觉得，现在对社会运动的镇压就是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法官可能最后不会真的起诉你，因为起诉也需要很多法律成本，但控、罪、撤销这一来一去，会给你增加非常多的负担。

比如法律程序要进行很多次听证会，而听证会需要法律观察员，需要志愿者在现场进行第三方记录，而这些志愿者就是我们老师自己。所以我的同事们都去旁听这些听证会，而因为被控罪的学生多达几十个，所以老师们每天要出席好多场听证会，最后整个人都听晕了。

再比如有的被下禁制令的学生，那两周正好有考试，而考试又要到现场，结果他没法参加考试，那门课就只能挂了，可能还会导致没法按时毕业。总之学校不会公然直接开除你，但会极大地增加你继续课业的难度。

有个研究生，也算是研究生工会里的中层，因为参与罢工，被学校解雇了。后来大家进行了跨校动员抗议，最后她被学校特赦。但这一来一去，差不多经历了三个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我们学校的SJP（学生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组织）被禁了，组织架构还在，但不再是学校社团，所以也就没法申请学校的社团经费。当然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校外的捐款，但运作模式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他们还会共同在校外协办一些巴勒斯坦相关的活动，但现在去参加他们聚会的人都会戴口罩。

最近特朗普开始打击哥大后，我们学校也很慌张。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列过好几个支持巴勒斯坦（当然他们会说成“支持哈马斯”）学校的清单，我们学校都在里面。美国司法部也在进行一个高校“反犹主义”调查，加州大学的四所分校都是调查对象。

不同于其他许多学校的是，我们学校不仅有FSJP（教职员工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组织），而且它还有一个结构完整的单独的网站。去年扎营时，许多教职员工签署了支持学生的请愿信，这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分担一些学生面临的危险。

签名者中几乎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还有一名员工是DACA（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我们讨论过是否要把我的名字撤下来，但我觉得肯定已经被人备份了，这时候拿下来，别人一比对，反而显得更可疑。不过我们还是把FSJP的网站关闭了，算是一种保护措施吧。

我自己也还是有一些恐惧和担忧的。昨天布朗大学一个和我一样持H-1B工作签证的学者刚被遣返。而且他们现在完全不走法律程序了。法官其实下令说她不能被遣返，因为之后还有上庭开听证会，结果就直接在听证会前把她遣返了。

虽然我们学校还没有发生ICE上门抓人的事情，但学生在心态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学生不敢来学校上课。大学发了个通知，说教室是半私人空间，ICE不能进来抓学生。但这全都是理论上的，现在也没人知道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有一个同事说，如果ICE真的出现在教室，我完全没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学生，因为我自己也是移民，也有可能被遣返。

我们教师内部也一直在讨论，现在打算做一些紧急演练，同时比较信任的同事们在各种Signal群聊里分享信息，并制定预案。当然也有线下动员，比如针对特朗普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攻击，4月17日全美教育工作者会举办一个全国行动日，那天预计会有很多线下活动。

学校老师正在积极思考对策，但现在并不只是具体围绕巴勒斯坦问题，而是和整个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了。因为状况实在太多，还有移民问题，就连此前对运动不怎么积极的理工科师生也因为经费被削减而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网络。大家比以前更能形成共识了，因为知道无人可以幸免。去年抗议动员期间，我们的教职员工内部出现了很多裂痕，今年面对共同的困难，这些裂痕仿佛都修复了。

当然分歧也是有的，比如我们工会内部也会争论，有人认为现在应该向加州大学系统争取更多资助和法律援助，也有人认为，现在管理层肯定也会以学校的钱被联邦卡着为由拒绝提供帮助，所以不如我们自己先动员起来，直接搞抗议。

去年受访时，我说“美国的恐惧是网格化的、更精细的资本主义管控体系”，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不是说它不暴力，而是它的暴力是通过法律，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进行。学校自然会发一些非常泛泛的邮件，说“我们还是非常支持无证学生等等”，但其实你得不到任何实际帮助，因为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系统里。

无论移民还是高等教育系统，它们都是把人分化的，这是一个非常精细地管理你的体系。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但哪怕我们想要联合，我们也会发现每个人的处境非常不一样。比如现在面临遣返的哥大学生Khalil，他有绿卡，他妻子是怀孕八个月美国公民。所以现在营救他的策略就是让他妻子站出来说，我是公民，你侵犯了我的权益，因为我的家属被不公正对待了。

但没有美国公民伴侣的绿卡持有者就不一样，H-1B工签的策略也不一样，F-1学签也不一样。再比如我签证快到期了，而我的同事签证有效，但护照快到期了，更新护照至少要等半年，那我们的应对策略也会非常不一样。

我还没有观察到现在美国的情况和过去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或许有人说，特朗普政府更容易违法、不遵守程序了，但他的第一任期也做了许多违法的事情，比如移民监狱违法关押移民的事情其实一直有，只不过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报道。

当然现在有这些非常受关注的高阶案件，尤其绿卡持有者也面临遣返、拘押，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严重的。但因为事情刚刚发生，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情况。最后还要看这些官司能不能打赢，会不会搞扩大化，波及范围到底有多大，打击对象是否有族裔特征，比如只针对中东地区出生的人，还是所有签证持有者都会被查。我们都还在理解形势，并试图做出更有效的反应和抵抗。

John，芝加哥，西北大学研究生

John曾在中国参与白纸抗争，也加入了西北大学的巴勒斯坦团结营地。在营地汲取经验后，他在美国投身了更多的政治抗议与行动。去年他曾说：“现在，我对‘自由’的理解变了。在营地中，我感到空前的自由。”

我们学校是美国少数几所扎营抗议的学生与管理层达成协议的高校之一。但前往与学校谈判的师生代表并不受大家认可，多数参与者都觉得自己被营地领导者出卖，营地运动失败了。我们的营地只持续了四天，在整个中西部最早开始，也最早结束。

营地结束后，我们学校还由过两次直接行动意义上的抗议，规模都不大。一次是去年10月7日，学生在学校的抗议地标“涂鸦石”附近组织了一场抗议。所谓抗议就是大家手挽着手，围起来转圈。有学生站在中间演讲，也有同学分享诗歌。几个小时后，大家又绕学校外围走了一圈，随后吃东西、聊天，对学校的秩序没有任何扰乱。

第二次抗议是10月18日，正值犹太传统节日住棚节。学校里支持巴勒斯坦正义的犹太学生两次在校园里搭起了长宽一米半左右的苏克棚（Sukkah）。第一个棚搭在学校大草坪上，结果被警察和“安保服务”人员直接拆解。第二个棚子更简易，搭在“涂鸦石”边，还有乐手弹唱、学生演讲，几个小时后又被警察拆除。我经过时，正好看到警察站在不到50米外的教学楼后，商讨应对策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带着塑料轧带的警察，说明他们是计划抓人的。我离得很近，感到心跳加速。

警察把苏克棚放在一辆皮卡车上，组成一个松散的人墙，把学生抗议者和车隔离开来。学生跟在车后，边走边唱犹太歌曲《我们站起来》（We rise）：“心怀希望，虔诚祈祷，我们就在这里……”走到一条大路上，皮卡扬长而去，一些学生跟在后面跑了很远，一直到追不上为止。身边一个犹太学生和朋友拥抱哭泣，我也有种幻灭感。

营地运动后，我们学校SJP、JVP（犹太和平之声）这样的巴勒斯坦相关学生组织并没有被关停或切断资金，反而如同觉醒了一般，变得更为活跃。只不过直接行动和集会抗议显著减少，而是转向内部小型社团活动：文化论坛、覆盘讨论、讲座、募捐都很多。可能也是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吧，我们不像哥大学生那么勇武。

学校对抗议师生也有报复。新闻系助理教授史蒂文·思拉舍（Steven Thrasher）因为积极参与营地抗议而被校方带薪停课两学期，最近评终身教职也被拒了。10月7日抗议后，大约10名参与学生被学校约谈约谈，其中有些人受到留校察看处分，不过这更多是种心理威胁，意味着如此下次再抗议，就有被停学的可能。目前还没有学生真被停学或取消奖学金，总的来说处罚都很轻微。

我的一个朋友在参与这场抗议后被学校找了，校方向她展示了其参与“非法抗议”的“证据”——她的照片。尽管照片上其实是别人，但校方说，是不是你不重要，我们有人认出了你。再后来，“涂鸦石”周围架设了更多的摄像头。

虽然直接打压不多，但学校还是通过各种小动作来压制学生运动。比如一次次地修改抗议行为准则，通过精心设计、看似无害的官僚系统来管控异议。比如学校的“活动支援团队”，名字很好听，但其实就是一个处理学生抗议的官僚机构。如果你要组织抗议活动，要使用麦克风，那就要向他们申报，他们大可以不批，或者迟迟不回复，这样就能增加你行动的难度。

随着行为准则的不断更新，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紧缩。如果这还不够，那就直接让警察暴力介入。住棚节的抗议就是个例子。新修改的校规禁止搭帐篷，但苏克棚属于宗教建筑，而非帐篷，因而理论上可以绕开学校的限制。结果学校直接出动了警察。我感觉，这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学生用各种创意方式规避管理层的限制，而后者总能随之更新手则、加强压制。

在巴勒斯坦相关的活动外，学校里有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餐厅工人罢工。现场没有警察，氛围非常轻松，罢工持续了两周，大家来去自由，但学生、工人和一些社区人士还是形成了非常好的共同体，可以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我也加入其中，和他们一起敲鼓，甚至因为太投入，手上的皮全都破了。

在观察和参与罢工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一场“正常”的抗议该是什么样的：没有人需要费心戴口罩或遮脸。反观在巴勒斯坦相关的直接行动中，大家得尽可能保护身份信息，戴口罩、用阿拉伯头巾把自己包裹成“恐怖分子”。SJP最近的活动都需要私信告知地址，也有一定的保密性。

巴勒斯坦营地虽然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援和援助，但那真的是自由的乌托邦，真的平等、包容么？当然不。从谈判者、黄马甲的纠察队、普通参与者再到社区成员，形成了等级结构。在露营时，我就见证了社区参与者如何被“纠察队”从帐篷中赶出来。

面对外部监控、压制，社群内充满了不信任，学校管理层的压迫经由“谈判代表”、学生组织者向下传递：比如在某次会议前，为了防止渗透者、挑拨者，所有参会者都被搜查学生证。我在上一次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向一位重要的组织者确认信息，而她的态度首先是质疑：这会给营地带来什么好处？这种对于个体参与者的不信任和层级制让我深恶痛绝。有位参与营地的朋友在私聊甚至用“斯大林主义”来形容社群内部的氛围。

抗议组织者分化成了越来越小的圈子，这不仅导致领导层决策不民主、不透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变得更同质、激进。我的一个积极参与抗议的华裔朋友询问核心组织者有什么阅读推荐，结果他们说读毛选。

通信媒体的迁移也是同样原因。扎营时，大家还使用Signal联系，运动结束后，学生组织者又换了其他更安全的平台，过去的Signal群聊逐渐废弃，一片死寂。很多人不知道阵地已转移，以为大家丧失了热情。我是去年住棚节和朋友聊天时才知道此事。我很失望，当时和朋友抱怨说，学生运动如果想成功，就必须要主动拓展，让更多人加入，而非不断“拉小群”。

最近的食堂工人的罢工也是通过Singal组织、联系。而且我个人是由SOLR（学生支持劳工权益组织）主动邀请入群的，而SJP过去、现在都不可能这样做。安全度、敏感度、学校和政府的处理态度不同，这些方面都造成了抗议组织方式的差异。

特朗普当选后，对学校最大的直观影响是，学校所有的学院相继拿掉了自己网站上关于DEI的页面，甚至学校女性中心的网站也被关闭。有些老师上课也开始回避这类问题，或者用玩笑来应对。我记得有个老师讲了一个题目，写了些关键词，然后自嘲说：“或许我讲这个不会被学校针对。”

今年2月，全校学生都收到了一封邮件，要求必须在4月前完成一门“建设互相尊重的社群并打破偏见”的线上课。视频课总长一个多小时，无法快进，一旦拉动进度条，课程结束就不会出现“下一步”按钮，需要从头看。

课程内容有关于修改学生手册的概述，大学关于歧视、骚扰和宗教适应的而政策，何谓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等等。关于反犹主义的课程是大学和犹太团结基金会（Jewish United Fund）合作制作的，其中称犹太教是世界所有宗教里最受迫害和歧视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等等。而关于预防伊斯兰恐惧症的部分则不涉及巴勒斯坦历史，反而强调了反阿拉伯、反穆斯林和反巴勒斯坦的区别。

哥大示威学生被拘禁的新闻出来后，大家自然也感受到了压力，尤其是国际学生。自我审查肯定是有的。被学校处分的前景降低了行动的积极性。有一位国际学生朋友在被学校约谈后见了律师，律师给出了很直接的建议：那你以后不要那么活跃，低调一点就好了。

我过去以为，参加巴勒斯坦相关的行动风险很小，至少肯定小于我做中国相关的行动。我对组织者换通讯软件这样的行为很不屑，觉得这是自己吓自己，现在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了。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同时成为中美两国政府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在巴勒斯坦团结营地还是有很多收获。首先，在营地遇到的一些人，之后在其他行动现场也会不断遇到，渐渐地有了战友情谊。其次，我学到了一些行动的组织方式，比如音乐的力量。后来参加声援香港47人案集会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把琴去现场弹唱。第三，在行动中认识的朋友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接触了很多新知识，并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进化：过去我更偏自由派一点，现在变得更左翼了。最后，自然是汲取到了行动的勇气。

我试图把中国相关行动和巴勒斯坦相关行动的语境结合起来。我会尝试把西方左翼的话语运用到关于藏地、香港的语境之中，把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和更广泛的世界性议题，如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反对资本主义与法西斯扩张相联系起来，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关心的问题是普世的，也“妄图”让西方左翼知道中国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

不过相对宏大叙事，我现在更关注同温层和“附近性”的构建。我没有政治抑郁，反而感觉自己可以做的事很多。我在组织、参与社群活动，与同温层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汲取了很多能量。除了直接行动和公民参与外，文化类社群活动也是一种行动主义。被动等待炬火是没意义的，重要的是成为炬火，让我们照亮彼此。诸如白纸、加沙团结营地这样的运动表面上受到打压，但实则不然，尤其后者让海外的离散左翼找到了彼此，是克服原子化的里程碑。

我对自己的未来报开放态度，我想自由地学习更多新东西，比如新闻纪录片、人类学。之前我决心留在美国，但现在又感觉这并非必要，我也不想让自己被这个不公正的移民系统所羞辱。但二次流亡去欧洲对我也不太有吸引力。去新的地方意味着学习新的语言、寻找社群、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欧洲的社会风气或许确实比美国好，但谁知道几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对世界的未来不抱很好的希望，但我觉得，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抵抗都是生活的主旋律。与其被动接受系统的霸凌，或是消极享受自由、民主的成果，不如去不断抵抗这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