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朗有着“三面人生”。
抖音视频中，28岁的柏朗戴着黑框眼镜、留着络腮胡，穿短裤白袜。他在镜头前熟练地分饰两角，演绎男同性恋回家过年的种种啼笑皆非——“表哥，餐桌上这些亲戚你怎么全都能叫得上称呼？”“那当然，我在软件上都见到了他们本人……”随后，专属于男同性恋约会软件Blued的消息提示音在画面外响起——
这是伯朗精心设计的段子，表哥通过Blued意外发现亲戚也是同性恋。巧妙的细节在短视频中层层叠加，左下角还附上了标签“#熊狒”和“#彩虹男孩”。
除夕前夜，柏朗拍摄好这条视频，随后导入、剪辑、设定定时发送。视频将在大年初三上线。第二天，他就要踏上从上海返回山东老家的高铁。
柏朗是一位活跃于抖音、小红书和B站（Bilibili）的酷儿博主。用他的话说，这一面的他“活在算法之中”。他为直播数据忧心忡忡，反复调整内容，试探如何既能精准地触达男同性恋用户，又能提高点赞量，在戏谑与自嘲中引起群体共鸣。经过两年多与平台推荐机制的周旋博弈，柏朗相信自己已经摸清大数据的门道。
电脑合上的那一刻，柏朗才短暂地回归真实的一面。柏朗和男友在上海生活，都是摄影师和设计师，共同经营一个卖袜子的网店。每年过年期间，二位总会各回各家，展现他们的第三面，在家中做不被承认性取向的乖儿子，最为疲惫，也最不真实。
不过今年有些不同。
大年初一晚上，亲戚相聚家中，刚上初中的堂妹兴奋地将手机中一段短视频投影到客厅的电视屏幕上。柏朗的心猛地悬了起来——屏幕上，他和男友在樱花纷飞的街道上相拥。那一刻，他精心编织的数字隐身衣瞬间消失，原本分隔清晰的三重身份，在短短几秒内重叠交织。
此前，在回家的高铁上，柏朗特地关闭了抖音的定位权限，他以为这样做之后，老家的亲戚就不会刷到自己的视频。不料堂妹仍穿透了算法的屏障，发现了他的秘密。
在中国社交媒体的版图中，LGBTQ+群体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愈发狭窄。2018年，新浪微博一度将“同性恋”定义成敏感词，最终迫于公众压力才取消禁令。2021年，中国掀起治理“娘炮”现象的风潮，抖音等平台屏蔽具有“阴柔”气质的男性形象。同年7月，20余个高校LGBTQ+社团的微信公众号突然消失，留下一片灰色的“未命名公众号”页面。
不过，时下热门的短视频平台似乎有另一套游戏规则。喜欢就停留，不喜欢就划走——在上下划动之间，用户懂得给系统投喂自己的喜好，而平台也投其所好，以推荐算法精心排布视频的内容流。
对于驰骋于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们，也在一次次试错中学着驾驭算法。在同性恋不能被点破的空间，博主们频频造梗，挪用口音，暗示身份。也有博主试图用内容赚点儿钱，响应平台号召，围绕同性恋社群建立起垂类内容。
只不过，费尽心思撑起的算法空间，似乎很轻易就能被打破。
算法也有性取向？
刚开始做博主时，柏朗并没有考虑过算法。他只是模仿着其他男同性恋博主拍摄日常生活。这位“霉粉”跟着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打节奏，在健身房的镜子前展示身材，或在旅途中对着镜子或玻璃幕墙自拍。
连更五天后，柏朗意外地收获了一千位粉丝。
他发现了一个吸粉规律：在视频开头的前三秒露出白色的袜子。白袜是东亚男同性恋社群亚文化中代表性欲的符号之一。当视频不露出白袜时，完播率就会大打折扣。在他看来，是白袜让系统在几帧之内锁定了视频的受众。
不过，推荐算法的作用是双重的。当它准确推荐时，柏朗能和他所设想的观众友好互动。但更多时候，柏朗是在和算法的“不推荐”做游戏。
柏朗曾在小红书发布自己和男友的生活片段，并带上标签“同性”。但数天后只有30多个浏览量。按照往常经验，推荐系统会在数小时内不断摸索，找到最可能对这条帖子感兴趣的用户群体进行推荐。浏览量的增速会在第二天达到峰值。
“发三天还不破百，肯定就是被限流了，说明这条废了。”柏朗解释道。就算限流，后台也只会显示账号一切正常，柏朗无法推测被限流的具体原因。
“室友”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替代词。这个词既避免了限流风险，也未违背现实。圈内人自然明白，一个男生频繁发布与“室友”的亲密互动意味着什么。
在川渝生活的女同性恋博主林疏桐，也在与推荐算法斗智斗勇。她经常对着镜头演绎内心戏，以细腻的表演呈现自己遇到喜欢女生时的情绪波动，配上数个女同社群专属的标签。
“#宝宝辅食”曾是林疏桐常用的标签。一位拍摄女同性恋情侣生活的博主解释，反女权的直男用户很多时候不会承担传统意义上的“母职”，他们对育儿内容不感兴趣。这使得酷儿女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恶意评论，获得安全感。然而，这个标签偶然出现在一个富有男权论调的社群论坛后，便有无数恶意评论循迹袭来。收到数位男性用户对外貌评头论足的留言后，林疏桐便放弃了这个标签。
与其说推荐算法针对不同用户会呈现出不同的性取向，不如说LGBTQ+社群在有着强烈“异性恋倾向”的算法信息流当中，像解谜游戏般破译着算法的规则，巧妙地挪用推荐机制，灵活地试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符号体系。男同性恋群体用“室友”，女同性恋群体用“#le”，跨性别群体用“#ts”——这些都是在无法直接使用如“同性情侣”、“lesbian”或“transgender”等敏感词时，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变体。
然而，酷儿博主们精心构建的数字城堡，随时可能坍塌。
假装客观的推荐算法
“视频内容涉及不适宜内容，不予审核通过。”
这是肖笛对B站最后的印象。在创作者后台，当这条生硬、甚至有语病的提示现身，意味着他精心制作的节目被下架了。
2021年的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肖笛上线了一条四分钟的视频，介绍社会性别的概念，倡导多元平等。短短七天内获得8000次播放、700次点赞之后，视频链接指向了另一个颇具B站文化的无效页面：“啊叻？视频不见了”。
十年前，肖笛还在北方小城上高中。他第一次看到介绍同性恋的科普视频，來自视频网站优酷。“同性恋不是病，只是和多数人不一样，不喜欢异性而已。”一位戴着眼镜的心理学专家平静地说道。
高中时，肖笛因为“不够男人”常遭排挤，甚至被强迫到厕所“验明正身”。这些经历让他陷入深深的抑郁，不断质问自己为何不能像“正常男生”那样生活。
正是那条科普视频引导肖笛开始了解自己。他查阅性取向资料，逐渐接纳自我。五年后，他南下广州读大学，结识同道。后来他决定在B站创作访谈节目，向更多和当年的自己一样迷茫的年轻人传递理解与支持，希望减少大众对LGBTQ+群体的误解。
那条被下架的视频里，肖笛使用了一张名为“性别独角兽”的图谱强调性别并非简单二元，每个人都有定位自己的自由。
视频发出三天，肖笛的私信瞬间爆满。评论区也掀起了激烈辩论：自由派积极为“社会性别”的概念辩护，而保守派捍卫所谓传统家庭观念，把性别与家国大义相连。
第七天，视频被下架，毫无预警。肖笛随即发起三次申诉，逐条比对B站内容公约，洋洋洒洒地反驳，但均被驳回。
最终，B站编号为“233”的客服专员向肖笛打来了电话解释：“这条视频对青少年导向不好，别的我也看不到更多解释了。”在B站文化里，“233”意味着开怀大笑。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审核标准细则《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第十九条规定，视频节目及其标题、名称、评论、弹幕、表情包等，其语言、表演、字幕、画面、音乐、音效中不得出现“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内容”。在平台在实施审查时，这仿佛成了“帽子罪”，与性别多元相关的内容也可能会依据这条一并移除。
类似的情况也曾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法条中。198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通过了《第二十八条》，禁止地方政府和学校“推广同性恋”。当时，英国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率却在上升。当局认为，颁布该法有助于保护儿童，避免把儿童“教育”成同性恋，以此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
英国教育工作者工会抗议，认为该法加剧LGBTQ+污名化。在校园里限制关于性取向的讨论与支持，只会助长恐同情绪，性少数学生更易受欺凌、抑郁，甚至自杀。社会舆论不断施压，LGBTQ+组织和活动家们持续抗争。直到2003年，工党任期内，《第二十八条》才终于在英国各地被废除。
回到中国，这些年互联网审查技术在不断升级。十年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曾通过对审查系统的反向工程发现，中国审查的标准并非单纯基于帖子的内容本身，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有煽动群众集体行动的潜力，无论内容里的政治立场为何。同样的研究团队在2017年发现，互联网审查多了一个面向，即鼓励机关单位发布“正能量”视频来稀释多元的舆论场。同时，根据《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定》，短视频的内容合规责任被明确指派至平台本身，平台需要对其播出的所有短视频“先审后播”。
肖笛的视频或许在第一步审核时成了漏网之鱼，但随后因为浏览量高升，引起关注后才被二次审核，最终下架。
和B站类似，抖音也采取严格的审核制度。一位先前在重庆抖音内容安全客诉中心工作的客服代表，饶有兴致地分享了一次他的团队与领导之间的内部讨论。这位客服代表负责向用户解释视频被封禁原因，但没有权限让视频重新上架。
2023年春天，他的同事遇到了与肖笛相似的诉求，却不知如何回应。在那条视频中，两位男性相拥、接吻的画面，被系统或人工团队判定违规并下架。用户上诉称平台歧视同性恋群体。
客诉团队最后达成一致：审核员在与用户的沟通中，不能以“同性恋内容不适合传播”为由向用户解释，以免违背尊重多元文化的社区方针。同时，向用户解释时，应当采取可以被“有理有据”禁止的其它元素，例如是否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健康”影响、是否用语文明、是否包含淫秽色情元素等等。
这一点可以在《抖音社区自律公约》中找到依据：呼吁建立平等友爱的抖音社区，尊重抖音社区内的其他用户。B站也有类似表达，设立公约的目标是“让所有用户享有开放、友善和有收获感的社区”。
一位中国传播学学者用“伪善”来形容推荐算法。挪用了各类算法机制的酷儿博主能够在数字世界呈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博主们也能够感知到自己正在驾驭算法驶向酷儿群体。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单向的——在“推荐”的另一面，是算法“不推荐”。在中国的信息环境里，但凡使用算法推荐来编织信息流的数字平台，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在用户这一侧，创作者对算法系统的感知充满了模糊性，”这位学者对端传媒表示，“他们甚至无法证明自己的创作被算法限制推荐是因为含有性少数元素。日常与这种‘不推荐机制’的互动让他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精力。”
“视频能够存活七天，并且有这么多人看见了它，我已经知足了。”肖笛回忆道。为了让视频过审，无数次劳神费力、斗智斗勇让他愈发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转而积极参与线下的LGBTQ+公益活动。
一项针对抖音平台用户体验的研究也发现，推荐算法一方面假装客观，表面上让与性少数相关内容可搜索、可发布；另一方面却暗地里通过限制相关标签的可见性等手段限制这些内容。
博主们在发帖后，能感觉到被不明不白地限流了，如果用户主动去搜索和同性恋日常生活有关的内容，系统往往不会完全把这些内容展示给公众。
今年，柏朗惊讶地发现，以往敏感的关键词，例如“夫夫”“同性恋”，在他的小红书和抖音上突然变得可见。他觉得平台对性少数的态度朝令夕改，似乎可以告别必须以“室友”相称的日子了。
但当他用直男好友的小红书再次搜索，才恍然大悟。在好友的手机上，“夫夫”和“同性恋”只会指向一些医学科普，输入“熊狒”会出现动物园里观众和动物的亲切互动。然而在柏朗的手机界面上，“熊狒”的页面里是和他一样有着络腮胡、戴着黑框眼镜的熊族“彩虹同类”。
平台要文明，也要赚钱
凌晨两点，柏朗和“室友”正在直播带货——卖白袜。
“相信大数据！刷到我，说明你是‘彩虹家族’的，别划走。”柏朗卖力地向观众介绍自己的身份，用“彩虹”指代“男同性恋”，不断暗示推荐算法已经对观众做过了筛选。
画面里，柏朗坐在高脚凳上，左腿自然下垂，右脚搭在座椅上。不经意间，他撑开灰色运动短裤。室友递来新品白袜，柏朗娴熟地脱下旧袜，以展示纤维弹性为名，在胯部前方夸张地拉伸、展示，最后缓慢地将新袜穿在脚上。此刻，在线人数飞速攀升，逼近两千。
评论区瞬间沸腾，充斥性暗示的暧昧玩笑刷屏：“主播今天好大包啊！”“主播多‘大’？”柏朗的“室友”赶忙用画外音提醒，“评论区文明一点！”
抖音用户把这样的画面称作“擦边”直播，即通过动作或语言的暗示性，与平台的审查尺度打“低俗”的擦边球。在视频平台上，这样的内容并不鲜见。
从未出现在封禁词列表里“同性恋”，带有这三个字的作品往往被限流。相较之下，一些在社区公约的禁止目录写明的“低俗、色情内容”，通过擦边的掩饰，却能轻易地获得巨大流量。
2022年十月，椰树椰汁高调进军直播间，身穿紧身衣的女主播喊着“我从小喝到大”，屡登热搜，获得超20万关注与点赞。尽管直播多次被中断，椰树并没有改变策略，反而更熟练地玩擦边：主播裸露身体部位的身材展示环节只会放在直播末尾几秒，被封禁后立刻换号。
这仿佛是一场永远无法终结的猫鼠游戏——平台审查这只猫，总是在追逐那些打擦边球的老鼠，但又似乎故意永远抓不住它们。那么，平台究竟在审查什么？
正像柏朗室友用画外音提醒观众的那样：“文明”或许是平台力图达到的目标。正如抖音在其《社区自律公约》中写道，“平台希望与用户一起共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鼓励用户发布文明、健康的创作内容。”
维护网络“文明”和“安全”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镇。早在2015年，习近平在中国网信办牵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提出，互联网应当发挥“道德教化引导”的作用。2022年，新华社在“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召开前夕，对中国网络文明建设如此总结：“天朗气清、风清气正，是人民对网上家园的美好向往。”这种文明建设具体落到实际行动中，是网信办每年开展专项整治互联网内容的清朗行动，而色情总在打击范围之中。
平台为此频遭处罚。2021年，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抖音平台，对其“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行为”处以顶格罚款。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顶格罚款的金额为三万元。
对于企业，这样的罚款或许微不足道。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监管高压下维持流量收益。
自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B站在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都会提及内容合规的高昂成本，以及中国法律在解读与执行层面的“重大不确定性”——潜在的关停、罚款或其它行政处罚，都是悬在公司头顶的利剑。
视频平台不得不大规模招兵买马来组建内容审查团队。2019年，《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定》出台，规定指出，“原则上，审核员人数应当在本平台每天新增播出短视频条数的千分之一以上”。
翻查B站的财报，2018年底仅有600余名专职内容审核员，负责24小时轮班审查平台上的视频内容。来到2020年2月，这一数字翻倍，并在年底跃升至2413人。此后，审核团队规模持续扩张，至2022年底突破3800人。
在实际的工作层面，审核员往往需要承受超负荷的身心压力。2022年初，B站一位过度劳累的内容审核员在武汉猝死。《晚点》曾报道B站与字节跳动审核员的日常工作：屏幕上同时观看8至12个充满血腥暴力的画面；如厕须报备，限时15分钟。
科技公司于是转向人工智能，试图以算法减轻审核负担。B站2023财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平台已在审核系统中引入大语言模型，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借助人工智能，审核团队的规模减少了约一千人。
在公开的专利和网信办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中，可以找到算法审核的技术痕迹。
“抽帧”送审，是节省算力和人力的关键。2019年，字节跳动在其视频审核算法专利申请中提到，系统通常会从每个视频中自动提取八个“关键帧”（注：指当画面突然出现明显变化的前后画面）。深度学习模型会分析这些图像，识别可能的违规内容，并高亮显示可疑区域，随后再交由人工审核员进行最终判定。直播审核同理，算法只抓取关键帧来筛查违规内容。
“抽帧”后，系统整合文本、图像、音频及历史数据，形成多维度的“特征”。随后，深度学习模型会依据这些特征，对视频内容的违规程度进行量化。
为了避免误判，系统不会单独依赖某个特征，而是通过图像、文本等多个维度相互印证，综合评估。不同的违规级别设定有不同阈值，自动决定警告或封禁。
这种旨在提高识别违规类型准确性的技术，反而被创作者挪用，催生逃避审查的灰色地带。柏朗展示身材时，会特意在画面里添加“免责声明”文本框：“展示健身成果，无任何不良暗示”。他相信，文字层足以欺骗识别系统，使算法降低违规评级，成功“擦边”。
“AI+人工”的审核机制既能满足政策要求，又能压缩审查成本。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审查的缝隙总会出现——机器学习的“不可解释性”让审查本身也会出现意外，人工审核也会有漏网之鱼成为热议视频。在点赞与转发之中真正得益的，依然是收获了用户忠诚度的平台。
“垂直赛道”是解方嗎？
2018年，柏朗在大学的电商课上首次接触“垂类”这个概念。那时抖音刚刚上线一年多，每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一亿。老师要求学生注册一个抖音账号，鼓励女生去做直播，因为“年轻貌美好赚钱”。柏朗对此嗤之以鼻，“主播就是卖软色情给直男？我接受不了。”
起初，柏朗对“起号”不以为然。“起号”指的是新账号在发布最初几个视频时，通过精心设计视频内容和标签，让算法迅速确定账号的精准受众。而这也是近几年博主们才意识到的游戏规则：前五个视频定垂类，开头几秒定成败。在抖音创作者后台，这种吸引力被具体地量化为“2秒跳出率”和“5秒完播率”。
“彩虹、美食、旅行博主本无不同，”柏朗说，“我们只是站在不同的‘垂直赛道’。”他把自己能够持续以男同性恋笑话为题材创作、持续吸引粉丝，归功于把内容维持在一个足够垂直的赛道。
“垂直”一词最初应用在企业中，指专门为特定需求的群体提供产品或服务。如今这一概念已被数字营销广泛应用。以抖音为例，打造“垂类”符合平台的商业利益，帮助创作者赚钱。抖音为此还开设了多个教程频道，教导用户如何把内容定位在特定的垂直领域，实现精准营销，从而变现。
柏朗认同这些教程视频的理念，笃信“足够垂直，算法自会推送给对的人。”
平台对用户的兴趣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技术处理。根据字节跳动和B站等平台的公开专利以及算法备案，平台通过三个关键步骤实现内容的精准分发。
对用户，平台通过分析手机上平台内外的各类数据形成兴趣标签，绘制“用户角色”。对视频，系统识别内容后根据不同特征分配标签。最后，二者匹配，“精准”推送。
事实上，看似能反应用户兴趣的“标签”，其实只是为了让机器读懂而重新制造的数个“算法身份”。同理，每个视频的算法标签也如法炮制。而助推整个过程的算法，均基于机器学习，而这项技术本身是不透明的。
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一位机器学习算法研究者介绍，机器学习的本质是不可被人类理解的计算与学习过程。“机器学习的‘精准’是一种迷思——机器并不以人类思维的方式运作。我们只能期待输出的内容能够尽最大可能‘无限趋近于’我们的目标，但不能保证机器的判断‘一定’符合人的意愿，”他解释道。
无论是叫做“赛道”“领域”还是“类别”，算法生成的结果难以清晰地“垂直”。内容生产者永远无法确保自己的内容能够推荐给最理想的受众。然而，对于在一些“垂直赛道”里的博主来说——比如美食、护肤等等，“垂直类别”错配或成商业转机，帖子的内容得以触及更广受众。
“我猜出圈是每个创作者都想要的吧，”庞谢用“出圈”形容“垂直类别”的错配。庞谢是一位在东北生活的女同性恋创作者，一直在线上隐藏着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只让“懂的人懂”。
从大学第一次拿起相机时，庞谢便决定要吃“互联网这口饭”。她瞄准“土味”视频垂类，用肢体语言塑造搞笑女的形象。庞谢会精准地设计“反差点”，比如，短发搭配皮衣时，用妩媚表情和阴柔肢体来表达情绪；长发配裙装时，反倒得提高音量。
起初，庞谢的粉丝多为女性，评论称赞她的酷飒气质。连续发布数个用手抓奶油蛋糕、大口吞下的搞笑视频后，庞谢的粉丝量暴涨两千，还多了些男性用户。她本想用吃蛋糕强化“反淑女”形象，不料评论区开始求零食推荐。也正是因为这个意外，庞谢后来还接到了美食类的广告。
然而，对于表达酷儿身份的创作者来说，这种垂直领域的破口也许会造成惨重代价。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有着与算法斗智斗勇多年经验的柏朗，他的同性恋身份还是意外地被暴露在家人面前。
刚上初中的堂妹在网上搜索的护肤品，恰好是与柏朗合作过的品牌。这一偶然发现让堂妹偷偷关注了柏朗，并决定找个机会告诉家人哥哥是网红。
“当时的品牌方找到我们推广一款男士护肤品，点名要求找到‘符合品牌调性的gay’，还暗示可以适当‘擦边’。”柏朗回忆，“我们觉得是个大品牌、没多想，还以为他们想要开拓男同市场！”品牌方为他的抖音视频付费推广，把视频定向推荐给与男同性恋头部博主的粉丝群体相似的用户。
只是柏朗没想到，这条视频的“算法身份”不仅是“男同性恋”，还关联了品牌。在他看来，这成了他被迫出柜的罪魁祸首。“硬闯护肤赛道的后果……不知哪里出了错，让算法误判。”柏朗自责道。虽然被算法出了柜，他还是坚信着“大数据的力量”，更加兢兢业业，不断调试内容。
为了让自己的内容被更加精准地投送至男同性恋社群的垂直分类，柏朗的另一个秘诀是使用男同性恋亚文化中的“土味”语言，比如说“郭语”。吃草莓时，柏朗提起兰花指，用稍微纤细的声音，矫揉造作地喊出“粗mēi”（“草莓”的谐音）。接着，他会和郭老师一样，在直播间把“抠脚”和“放屁”挂在嘴边。
“郭语”是酷儿博主对网红“郭老师”语言风格的概括。郭老师用她不符合主流白幼瘦审美的外貌和豁达的人生态度博得了酷儿博主的青睐。但2021年9月，郭老师被全网封禁。《北京青年报》评论称，“低俗审丑主播被封禁，一点儿也不冤。”
具有代表性的博主被封禁，并不意味着这种土味文化便会从此销声匿迹。随后，网红“三梦奇缘”、“那艺娜”进入了酷儿博主的视野。酷儿用户抱持对非主流审美的惺惺相惜，认为这两位网红神似杨幂，创造了带有戏谑和荒诞的酷儿视觉文化，而当事人未必知晓自己与性少数关联。
一项传播学研究如此总结，中国的酷儿博主把一种“低俗表演”赋予了非主流的、很“酷儿”的文化意义，并借此在平台上广泛可见。但也正是因此，酷儿网红在视频平台中广受欢迎，或许并非因为性少数身份，而是因为这些酷儿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变成了博人眼球的低俗对象。
尾声
又是一次凌晨两点的直播，柏朗和一位直男朋友一起出镜。
在观众评论和弹幕的“挑拨”下，他们用尽各种暗语来做暗示敏感部位。他们声称在镜头外比赛做俯卧撑，却在镜头中不时露出上下浮动的赤裸上身。坐下与观众聊天，柏朗念着屏幕上的留言——“直男朋友住几层楼？”“主播有没有吃过？”
“有时候直播数据很好——观众停留时间够长，互动也搞笑，”柏朗说，“但没人买袜子。”他与男友经营的袜子商铺近一个月的成交量只有个位数。作为对比，柏朗每次直播都会吸引超过500名观众，深夜时甚至很容易上千。
一位观众给柏朗送上了两个捏脸特效，随之而来的寥寥几枚虚拟货币，是他们二人当晚在这一垂直赛道直播四小时的唯一收入。
过年期间，庞谢也更新了视频。在东北老家，她坐在农村玉米堆前，抽着烟，讽刺直男的性骚扰行为。这条辛辣视频意外登上热搜。被营销号转发后，视频流转到家人的手机上。
最新的一条视频，是在农村的自建房里拍的。和庞谢围坐一桌的亲戚，嘲笑她会因为短发和鼻环“嫁不出去”。
镜头一转，这位女同性恋博主对着屏幕妩媚地说：“我需要帅哥，报名请私信。”
（柏朗、林疏桐、肖笛、庞谢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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