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盾工程：数字监控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政府的维稳偏好

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实名的网络社区、可以追踪个人位置的健康码软件，不断发展的数字监控技术令中国成了每个人都无所遁形的国家。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监控系统，将民众的一举一动置于“老大哥”的视野之下。这些监控技术牺牲了个人隐私，也为威权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并改变了政府对维稳方式的偏好。

最近发表在政治学研究顶级期刊《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数字监控对维稳偏好产生的影响。研究者指出，在信息匮乏的年代，国家无法有效识别出政权的挑战者，因此维稳主要是通过提供普遍的福利来“收买人心”。而当数字监控可以弥补“信息差”的时候，威权国家更倾向于对异见者实施“精准打击”，由此带来政治犯人数的上升，以及公共福利的下降。

金盾工程：公安部“维稳”系统的建立

研究者以中国主要的数字监控工程“金盾工程”为例。这一工程的全称为“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由中国公安部于1998年提出，2003年开始实施。“金盾工程”至今已开展了两期，其中第一期（2003-2005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电子化的人口数据库，包括个人照片、身份证号码、住址、家庭构成等基本信息，以及“重点管控人口”名单，方便公安部门查询；二是实现线下的身份追踪，在酒店、网吧、火车站、机场等地安装追踪设备，当目标人物进行身份登记时，公安部门会迅速得到通知；三是进行网络管控，包括监测重要的网站、论坛、社交媒体，及时向警方报告不稳定因素，并主动对一些网站进行攻击或舆论引导。人口数据库、身份追踪系统的建立，也便于警方对网民进行线下监控。

2000年代后期，“金盾工程”第二期开始实施，本期的重点在于铺设道路监控摄像头，并将其整合到已有的监控系统中。研究者主要关注了其中旨在建设“平安城市”的“3111工程”。“3111工程”全称为“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由中国公安部和各省政府合作展开，“3111”意在为省、市、县三级进行试点，每个省确定一个市、每个市确定一个县、每个县确定一个区或派出所。这一工程自2006年起开展了三轮，涵盖的地区范围逐渐扩大，至2012年已包含660个县或区。广泛铺设的监控摄像头，加上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令国家能对个人进行实时监控。

“金盾工程”的实施，对国家的维稳偏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威权国家的维稳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打压”（repression），通过武力使对方屈服，二是“收编”（co-optation），通过给对方好处来换取忠诚。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打压往往是选择性的，只是针对激进分子；无差别的打压会带来国际制裁、经济损失、大众反抗等负面影响。而有效的收编往往是普遍性的，例如通过经济增长、提供公共品来增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针对部分激进分子的收编往往收效甚微，远不如把他们送进监狱来得方便。虽然普遍的收编不能赢得激进分子，但当大部分民众不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制造大规模行动。

精准打击的加强和福利开支的降低

研究者认为，威权国家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做出取舍。理论上来说，他们更希望锁定目标“精准打压”，在集体行动爆发前预先阻止，而不是提供无差别的好处来维稳。但是，威权国家面临着信息困境：在一个缺少竞争性选举、言论和媒体不自由、个人倾向于自我审查的环境下，威权国家并不能有效识别出那些政权的激进反对者。然而，数字监控（Digital Surveillance）技术的发展也许改变了这种困境。通过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监控，威权国家如今能够越来越清晰地掌握反对者的面貌，控制他们的行动，令“精准打压”成为可能。研究者据此提出假设：数字监控使“精准打压”（targeted repression）模式上升，“普遍收编”（non-exclusive co-optation）模式下降。

这一假设能否得到数据的支持呢？研究者以县为单位收集了两方面的数据。在“打压”方面，研究者采用了两个衡量指标。一个是每个县的年度公共安全支出（不包括金盾工程），来自研究者自行整理的各县财政数据。另一个是每个县每年关押的政治犯数量，来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CECC-PPD）。这两个数据都不完美，例如公共安全支出既包括了打压政治异见者的支出，也包括了打击一般犯罪的支出。而政治犯的数据则存在很多数据缺失。但研究者认为，同时参考这两个数据可以弥补它们各自的不足。

在“收编”方面，研究者采用了县级福利支出作为衡量指标，包括低保、退休金、医疗和失业保险等。作者还整合了一系列公共品指标，包括福利中心数量、床位，中小学在校学生的数量等。此外，作者还加入了农业生产指标，以衡量地方政府在农业上的投入。

如果我们观察到“金盾工程”实施后，这些县在“打压”方面的指标上升了，而在“收编”方面的指标下降了，是否就能认为作者的假设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呢？并不是。因为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指标可能原本就处在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中，又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了这些趋势，并不一定和数字监控有因果关系。为了能更准确地进行因果推断，研究者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将一些干扰因素排除出去。

这一方法之所以能被使用，是因为不同地区“金盾工程”的实施进度是不同的。在2005年“金盾工程”第一期结束的时候，只有部分地区完成了计划，而另一些地区没有。在2012年，也只有部分地区参与完成了第二期计划，而另一些地区没有。作者特别指出，在“3111工程”中，选择哪些地方加入试点、哪些地方不加入，主要考虑的不是这些地方维稳需求强不强，而是尽可能地让它们均匀分布在不同省份，因此减少了内生性的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在2005年前完成了“金盾工程”第一期的县，相比同时期没有完成的县，在2005年后的县级公共安全开支平均增加了11.6%。而那些在2012年前完成了“金盾工程”第二期（3111工程）的县，相比同时期没有完成的县，在2012年后平均多抓了0.1个政治犯；考虑到此前平均每个县每年的政治犯人数为0.13，数字监控几乎令政治犯人数翻倍了。研究者认为，这些结果表明数字监控导致了“精准打压”模式的增强。

数字监控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数字监控是否导致了“普遍收编”模式的减弱呢？研究数据表明，无论是“金盾工程”第一期，还是第二期中的“3111工程”，都显著降低了当地的多项社会福利指标。其中第一期显著降低了政府的社会福利和农业开支，而“3111工程”则显著降低了医院床位和农产品产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降低”并不是绝对意义的降低，而是相对于没有实施数字监控地区而言的相对下降。研究者认为，这些结果表明数字监控导致了“普遍收编”的减少。

为了使以上结论更有说服力，研究者还排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数字监控导致政治犯人数上升，是否一定意味着“精准打压”模式的上升？是否有可能是数字监控技术升级后（例如可以获取个人上网记录），统治者扩大了打击面，令一些原本没有被定义为激进反对者的人被抓，而不是那些原本的反对者被更加精准地识别了？研究者指出，在政治犯数据库中，大多数因为网络活动被捕的人都曾使用网络进行反政权的组织工作，因此能认为他们原本就是政权的激进反对者。其次，即使排除了这些因为从事网络活动而被捕的人（大约占全部政治犯的10.6%），原有的数据分析结论也仍然成立。

另一方面，数字监控导致社会福利开支下降，是否一定意味着“普遍收编”模式的下降？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监控能让统治者更好地掌握民意、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从而“节省”了社会福利的开支。然而研究者指出，他所研究的对象“金盾工程”是公安部用于监控市民的，不太可能对政府分配公共品产生影响。其次“3111工程”也只是在城市安装摄像头，不太可能影响农村地区的再分配和农业生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福利开支的下降，可能是因为公共财政总量有限，当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打压”活动中后，必然会挤压其他开支。但研究者指出，这种变化并不是平衡的，各县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减少的开支，比他们在公共安全方面增加的开支，大约高出了60%。作者认为，这说明“精准打压”和“普遍收编”之间的此消彼长不只是出于财政平衡方面的考虑。

总体来看，这项研究表明，数字监控能帮助威权政府更精准地识别出激进反对者，解决他们的“信息差”问题，从而令他们更倾向于用“精准打压”代替“普遍收编”作为维稳模式。

对行动者而言，这意味着数字监控的升级令他们更容易被识别和打压。这一结论看似是“常识”，但作者的贡献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在两者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即数字监控导致了更多的“精准打压”，并指出了这一效应的规模，即令政治犯人数近乎增加了一倍。对于那些认为数字监控只会帮助打击一般犯罪、对公民政治权利没有影响的人，这一结论是有力的反驳。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揭示了数字监控不仅会对行动者产生负面影响，也会令一般民众的利益受损。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监控带来的维稳便利令政府不再积极投入社会福利，人们能享受到的公共品没有得到预期的改善。这从侧面反映了威权国家推行社会福利的首要目标是维稳，而不是改善民众福祉。笔者认为普通人应从中得到启示，即不应该抱有侥幸心态，以为只要乖乖听话就可以获得维稳红利。当行动者被打击，整个社会越来越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输家。

（姜乐，政治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