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政府责任、调查体系痼疾、普及公民权利与义务，这些唤起人们对于自由派媒体记忆的系列操作，在2020年1月底武汉疫情的报导中重现。与17年前“非典”不同的是，面对疫情的诸多疑点，众多自媒体和普通人，也在分享关键信息，启迪公众讨论。历经五六年官方的收编、重整和严控后，这一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对于中国媒体和整个舆论场意味着什么？新媒体环境下的专业媒体、自媒体和普通个体，又是如何争分夺秒拼接事实的？
新冠肺炎中的窗口期报导
在中国舆论场中的“窗口期”，是官方有限度地容许舆论监督的时间窗，往往是公共危机或丑闻曝光时的应激反应。在危机迫近、信息闭塞时，迫于公众需求和治理压力，官方高层决定开放“窗口”，媒体借机高频输出调查，激发纵深探讨。若当局认为舆论过于活跃、触及体制，便会重新加紧管控（如封群删稿），关上窗口。
此次疫情的窗口期，始于今年1月20日，中央承认疫情并开始部署防控，攀升的病例数、神秘的病毒源、拥挤不堪的医院和求医无着的病人，迅速引爆舆论。
《端传媒》上一篇有关舆情的报导，《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SARS与被孤立的武汉》，已梳理过肺炎舆论的起始和初步发酵，本文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疫情新闻“窗口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疫情警醒期”、“舆情爆发期”、“深入反思期”和“”深度问责期，详述如下。这些真相拼接，著重于疫情现状与预测，信息披露与瞒报，官方防治措施的效果（包括封城和衍生的地域歧视），救治现状（包括“双黄连”争议），救援情况（包括红十字会争议），细节可参考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