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疫情陰影下，中國放開媒體審查了嗎？

追問政府責任、調查體系痼疾、普及公民權利與義務，這些喚起人們對於自由派媒體記憶的系列操作，在2020年1月底武漢疫情的報導中重現。與17年前「非典」不同的是，面對疫情的諸多疑點，眾多自媒體和普通人，也在分享關鍵信息，啟迪公眾討論。歷經五六年官方的收編、重整和嚴控後，這一稍縱即逝的窗口期，對於中國媒體和整個輿論場意味着什麼？新媒體環境下的專業媒體、自媒體和普通個體，又是如何爭分奪秒拼接事實的？

新冠肺炎中的窗口期報導

在中國輿論場中的「窗口期」，是官方有限度地容許輿論監督的時間窗，往往是公共危機或醜聞曝光時的應激反應。在危機迫近、信息閉塞時，迫於公眾需求和治理壓力，官方高層決定開放「窗口」，媒體藉機高頻輸出調查，激發縱深探討。若當局認為輿論過於活躍、觸及體制，便會重新加緊管控（如封群刪稿），關上窗口。

此次疫情的窗口期，始於今年1月20日，中央承認疫情並開始部署防控，攀升的病例數、神秘的病毒源、擁擠不堪的醫院和求醫無着的病人，迅速引爆輿論。

《端傳媒》上一篇有關輿情的報導，《疫情與輿情十七年：被瞞報的SARS與被孤立的武漢》，已梳理過肺炎輿論的起始和初步發酵，本文不再贅述。筆者認為，到目前為止，疫情新聞「窗口期」可劃分為四個階段，「疫情警醒期」、「輿情爆發期」、「深入反思期」和「深度問責期」，詳述如下。這些真相拼接，著重於疫情現狀與預測，信息披露與瞞報，官方防治措施的效果（包括封城和衍生的地域歧視），救治現狀（包括「雙黃連」爭議），救援情況（包括紅十字會爭議），細節可參考此處。

1月20至22日，「疫情警醒期」。

官方媒體聚焦當下如何防治，以報導高層、專家意見為主，輔以對醫院的探訪，釋放「可防可控」的信號；市場化媒體追問瞞報問題和病毒來源，反思非典、揭露野生動物買賣，以及對比境外的防疫做法，質疑地方政府低估疫情、反應遲緩；自媒體和個人記錄者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披露武漢政府和衞健委官員禁言、瞞報，防護意識淡薄。三者分野明顯。

1月23、24日，是「輿情爆發期」，之後三類信息源開始合攏，聚焦「封城」、「救治」和「援助」。

23日凌晨，武漢發出「封城」通告，媒體旋即在次日曝光封城對民眾的生活影響，反思封城能否見效。24日除夕夜，大量來自武漢醫護人員、就醫病患的前線視頻，以及物資求援、捐助、病情診斷和預防的信息跨圈傳播，疫情恐慌加重，與官方春晚的祥和氣氛分庭抗禮。

值得玩味的是，此時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黨媒官媒也加入反思潮，批評武漢市和衞生部門疫情預判不夠，過度壓制輿論，呼籲切勿歧視疫區同胞，同時也積極報導治癒案例、散播「武漢加油」等正能量，顯露出平衡官方和民間論調的矛盾姿態。

1月25日至29日，為「深入反思期」。

媒體探討繼續深入，向社會趨勢和體制機制發散，包括反思謠言處理、信息公開，追問援助走向，重查病原，思考地域歧視與粗暴管制，分析疫情的經濟效應和國際影響，等等。確認政府瞞報，疫情已經且將繼續挫傷經濟、阻礙日常生活。

但此時，體制也第一次釋放出收窄窗口的信號。

1月25日，微信開始嚴控「謠言」，1月26日中央確認李克強為「中央疫情小組」組長，負責宣傳口的王滬寧做副組長。中國媒體業界指收到優先報導領導講話和官方舉措、批評報導需經中央審核的指示，數篇機構媒體的稿件也漸次消失。

雖然輿論場還在發酵，但聲援武漢、歌頌醫護人員和黨員的聲量漸長，官方「正能量」回歸。新華社1月28日專訪鍾南山，稱未有確切證明出現「超級傳播者」，且春節返程對疫情的影響有限，試圖安撫人心。市場化媒體以醫生、病患、官員的口述拼接現實，而自媒體則站在披露信息、評判是非的前沿，接力轉載被刪的敏感熱文。

1月30日至今，是「深度問責期」，自媒體輿論再爆發。

30日至今，各類問責信息湧現。除了央視早在27日做的對武漢市長的訪問外，浙大教授王立銘發布的一條微博，以及一篇研究人員口述，也成為「問責」的導火線。隨後，媒體追訪中國疾控中心、武漢市政府、湖北省政府、衞健委等相關官員和專家，嘗試拼接疫情上報的機制問題。但因被訪者說法不一，互相推責，被網民戲稱為「甩鍋大會」。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窗口收窄，但深度調查依然井噴。2月2日，《財新週刊》樣刊上線，封面報導《37位記者四萬字全景調查：新冠病毒何以至此》，是迄今內地媒體中最為迅速、全面、深度的報導總結；南方週末也發文《獨家專訪：從發現到封城，武漢一線醫護復盤疫情為何爆發》，完整梳理了武漢疫情爆發的來龍去脈。財經的文章《統計數字之外的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更是以紮實的現場求證，揭露官方數字的虛偽。不少媒體的報導焦點，由自媒體的爆料牽引，由救治現場轉移到紅十字會等第二現場，但深度依舊。

但山雨欲來風滿樓。2月2日晚，中國互聯網上流傳各家媒體遭遇壓力、被要求刪稿的消息，刪帖速度和廣度加強。何時關閉，或許很快得以求證。

詳細的報導評議和輿論走向，可參見一線記者口述《媒體不死！武漢一線記者口述實錄》，分析主流媒體表現的《逆行還是缺位？中國主流媒體的疫情報導表現》，和細描輿論場的《抗疫時期的中國輿論場①》和《抗疫時期的中國輿論場②：從局面到「人」》，本文不再贅述。

可以看到，市場化媒體長於觀社會趨勢、做深度調查，讓文本說話，少議論；而自媒體補足了個人視角，提供頗具反抗和消解意味的反諷、批判。令人驚喜的是，這次微博成為爆料、熱議的集中地，且視角多、尺度大。諸多爆料不僅為媒體報導作鋪墊，而且延伸思考。

值得玩味的是，由此可見，官方媒體的兩套話語，即「紙上的官氣、網上的接地氣」並行不悖。以人民日報為例，其紙質版僅在21號頭版刊發習近平對於疫情的指示、在25日頭版刊載兩則防疫評論，且都不是頭條。其22日、23日、24日、25日的頭版頭條，都與抗疫無關。但其官方微博、微信賬號每日更新官方數據和防治動態，推送實用建議，且善用圖片、視頻，提煉抓耳口號，是官媒自媒體矩陣深諳網絡傳播規律的縮影。

體制如何「釋放」窗口期？窗口期的邊界在哪裏？

窗口期的形成，與體制內部的運作邏輯及矛盾有關。學界認為，中國的政府治理可被概括為「碎片化的威權主義」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即在中央政府之下，政治權力和責任分屬各級政府，再依據功能分派給各大部門，部門職權不同，但常會出現權責交叉。這就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同級的不同部門之間，存在模糊的利益地帶，即使有政策方案，但往往仍需中央協調具體的執行步驟。如傳播學者 Maria Repnikova 所述，媒體也可利用這些孔隙，指摘地方政府的辦事能力。於是，媒體和政府之間形成了「有限度的即興互動」（guarded improvisation)，即在不觸動體制的前提下，雙方的關係夾雜着對抗、合作、協商和妥協，會因形勢而調整。

在中國特殊的體制下，媒體是重要的民意輸送渠道之一。據學者觀察，由於缺乏民主選舉，中國政府會在特定時刻容許媒體的批評報導，甚至容忍對抗性較弱的地方抗議事件，以聽取民意，紓解民怨，平復爭議，再加強「社會穩定」。

當今中國多的是輿論管制條例和宣傳指示，缺乏對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法律保障，窗口期便成了實現輿論監督、激發公共討論的良機。

媒體和政府之間形成了「有限度的即興互動」（guarded improvisation)，即在不觸動體制的前提下，雙方的關係夾雜着對抗、合作、協商和妥協，會因形勢而調整。

據學者展江的觀察，中國媒體的「輿論監督」肇始於2001、2002年電視媒體調查節目的勃興期，隨後在2003年初到2004年9月，媒體在非典、孫志剛案的報導中將事實報導與評論剝離，秉持新聞專業主義，加上官方的容許與鼓勵，使輿論監督逐漸成為業界共識。此後，隨着媒體市場化的成熟、互聯網的拓展、政府信息公開的推進，經過汶川地震、温州動車事故等突發公共事件和貪腐要案的試煉，中國媒體出產了大批高質量的監督報導。

但以此判斷媒體可以「角力」官方，則過於樂觀。爬梳過去十七年公共議題和突發事件的媒體表現，可見在官方嚴控下，窗口期的邊界難料。

2003年的「非典」時期，曾出現過兩個窗口。

一個是在2月中旬，約一週（2月14日至21日），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南方日報等「南方系」廣東媒體頻繁更新疫情、反思體制。在3月兩會時，媒體再次突圍禁令，南都刊發對於衞生部副部長朱慶軍《非典型性肺炎尋求國際合作》的專訪。爆出疫情並未完全受控，但隨後媒體遭嚴控、噤聲。

第二個出現在4月初至月底，約一個月。4月7日，《華爾街日報》與《時代週刊》率先曝光解放軍301醫院醫師蔣彥永對於真實疫情的描述，逼迫官方通報病例，時任領導人胡錦濤、温家寶開始去一線檢查、探訪，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商討防治工作，免去衞生部長、北京市市長的黨內職務。媒體報導隨之井噴，日後引發熱議的報導，包括央視《面對面》主持人王志採訪時任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新聞調查》記者柴靜探訪第一人民醫院的SARS病房、《財經》雜誌的多篇調查，均是此時產生。五月後，媒體輿論監督仍在，正面歌頌漸佔上風，後來隨着疫情形勢減緩，窗口漸關，但媒體也未受到清算。

2008年汶川地震，官方禁令迅速下達，但又很快鬆綁，開了一週的窗口。

據社會學教授徐彬觀察，由於情勢危急，官方和民間迅速達成合力救災的「危機共識」（crisis consensus）。也據Maria Repnikova的書中敘述，當時官方需要媒體與公民社會參與協調救災，也希望維持正面的國際形象，而媒體需要官方言論，提供報導協助，兩者各取所需。同時，記者搶奔現場，爭取到了報導先機。

此時，大量優秀媒體報導產出，包括《南方都市報》的特刊《5.12汶川大地震七日祭》、《南方週末》的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現場報告》、《大地震現場再報告》，展現汶川地震發生時和發生後倖存者、救援隊、募捐者的百態。當時博客盛行，韓寒等意見領袖參與發布物資求助信息，公眾由「郭美美」事件監督批評紅十字會的運營，反思民間組織、志願者和捐助者角色，等等，啟發公共思考。

然而在南都、南周、財經等市場化媒體開始拷問校舍質量及政府責任時，官方下達禁令，召回記者，處罰媒體。政府希望以「穩定」為重，並不希望輿論發酵，觸及體制，而且地方政府希望着力重建，而不是耗力問責。在南方系被壓制的同時，刊發《校園憂思錄》、大膽拷問體制積弊的《財經》雜誌，也主動停下了腳步，以免損害與中央之間的關係。

而在2011年7月23日的温州動車事故，窗口期在事發後維持一週。7月24日，媒體在鐵道部新聞發布會上質問動車安全系統為何失效、一截車廂為何掩埋等敏感問題，對鐵道部的質疑與批評充斥網絡，中宣部於25日緊急禁採，但直到7月30日晚的禁令，窗口期才告結。

2017年北京驅趕「低端人口」、江蘇響水爆炸，觸及政府權責，即發即刪，記者甚至難以接觸信源，完成採訪。但在2018年的疫苗醜聞，媒體和自媒體共揭疫苗供應商長春長生黑幕，窗口期維持了四五天，自7月22日微信公號「獸爺」的《疫苗之王》一文引爆輿論熱點，到26日河南媒體收到「封口令」，但公眾的討論仍在持續。同樣是2018年爆出的教育、公益和媒體圈性騷擾事件，媒體及獨立記者聯合受害者、專家和律師曝光醜象，引爆公眾輿論，推動官方調整政策，不少稿件順利存活。

官方對於窗口期的決策，是複雜的，動態的。

官方對於窗口期的決策，是複雜的，動態的——既取決於制度邏輯和官员的作风，也取決於事件自身的嚴重程度、輿論的關注點和反彈度。但是無論窗口期是長或短，體制始終掌握最终決定權，而關窗的結局也是類似的：刪帖，炸號，撤人，追責。

窗口期內外，資訊環境的脆弱

在新聞寒冬中，媒體和公眾抓住機會，合力求索，尤為珍貴。

这些年重創中國媒体的，首先是「房間裏的大象」。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官方強化宣傳與審查，為網絡管制機構賦權，並將市場化媒體收編或重整，利用商業資本擴展黨媒版圖，規訓和打壓意見領袖，重挫公共輿論場。在無國界記者2019年的報告中，中國的新聞自由度屬「狀況惡劣」，在所有180個國家中，僅為第177名。

其次是技術變革令新聞行業走向轉型拐點。如2017年發布的《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所述，社交媒體和移動應用搶佔市場，眾多紙媒的數位化轉型不暢，發行下滑，廣告收入萎縮，盈利虧損。紙媒紛紛裁撤深度報導團隊，壓縮成本，新聞人大批轉行，新聞專業主義也面臨被邊緣的風險。

但在這次疫情中，嚴肅新聞媒體積極記錄、追問，試探管控邊界，再次證明中國依然有眾多職業記者，輿論監督並非消失殆盡。中國媒體人仍持續關注重要公共議題，拿捏報導尺度，更新表達方式，伺機發力。同時，優質調查報導出圈傳播，公眾號矩陣從不同視角發力，說明機構媒體的數字傳播模式已經成熟，且在報導資源、報導體量、議程設置、內容的連續度和系統性上依然有競爭力。

不容忽視的是，此次疫情，也是近些年自媒體湧入並攪動公共輿論的縮影。不少前媒體人（也被稱為「新聞遊俠」）加入商業內容團隊，在資本、技術和公共利益的共同推動下，催生介於新聞評論和原創報導之間的公共性、專業性內容，兼具新聞性和傳播度。在機構媒體被嚴控時，這些佔據細分領域自媒體和熱衷公共討論的普通用戶，有潛力填補信息版圖，為傳播和報導提速，引爆輿論。這也和全球新聞生產走向專業媒體與公民新聞協作、融合和相互競爭的趨勢相吻合。

當然，中國媒體的窗口期也是脆弱的，而且愈加明顯。因為中國的信息圈，同時沾染了中國語境和世界環境的頑疾，資訊環境不容樂觀。·

在中國語境下，如上所述，官方態度捉摸不定、發言空間日漸僵化、新聞行業面臨資本和人才流失。和民主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管控信息條例較多，缺乏專門保護新聞與傳媒的法律，窗口期的作用往往限於適度地開放信息流動，建言獻策。

更何況，野蠻生長的自媒體裏，向來不乏兜售民族主義、以假新聞博眼球的案例，民眾也因缺乏評判能力而被屢屢迷惑，成為「苔下韭」。例如此次甚囂塵上的「美國流感陰謀論」、「香港搶大陸口罩論」、「基因戰論」，都存在事實和邏輯謬誤，但也不能阻礙其高效的民族情緒傳播。

而且，與全球環境類似，中國信息圈假新聞和娛樂消費盛行，價值觀撕裂，孵化出大量信息繭房和多個平行宇宙。

若兩項疊加，如資深媒體人宋志標所述，「新聞已死，輿論僭越」。媒體整體的公共性萎縮，事實產能大不如前，即使眾多聲量合流，僅能爭論冰山之上的信息真偽，無法觸及冰山之下的暗流，包括「疫情場景的縱深」、「決策的內幕」和「關鍵崗位的應對」，等等。

在官方嚴控、資本入侵、輿論撕裂的當下，中國媒體和公眾，是否還能持續發出深入體制、去偽存真的追問？經此一役，公眾是否會持續為輿論監督、言論自由而呼號？都還要畫上巨大的問號。

（文惠時，中國政治、媒體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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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和自媒體在肺炎疫情窗口期的報導方向和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