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指控、缺乏监管、来访者权益受侵害：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存在哪些问题？

第一次听说冬妮是在2022年7月，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控诉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于2014-2018年与她进行咨询期间对她性侵、欺骗感情并令她陷入反复抑郁之中。李松蔚？这个名字我熟悉的，14年刚上大学时，我常在知乎上刷到他在心理领域的回答。这位头衔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临床心理学博士的专家，常用亲切易懂的语言融合心理学概念，以对话引导式的风格回应着诸如“怎样克服选择恐惧症”、“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恶意揣测别人”等人们平日关心的问题，几乎每条回答都能收获上千点赞。自媒体写作让他进入到公共视野中，而现在，他是简中世界最为知名的心理学家之一，在近年来爆火的离婚综艺《再见爱人》中担任“情感导师”。

2022年至今，也是中国的#Metoo运动逐渐扩大影响力的时期。针对行业名人的性骚扰指控层出不穷，涉及对象从大学导师、知名公益人到艺考机构创始人，受害者通过自媒体或借由媒体报道发声，也将性骚扰问题的隐蔽性和普遍性推至公共视野之中。但针对冬妮案件的舆论似乎有所不同——据持续关注冬妮案件的自媒体“yaya的房间”所言，一般情况下，当某个知名人士受到指控时，网上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最初大抵是支持女方的人更多一些，但在冬妮案件中，一开始支持冬妮的人就比较少，许多人支持李松蔚或保持沉默。

这或许是因为李松蔚一直以来作为行业意见领袖令人信赖的发言，又或许是因为冬妮情绪激烈的言辞和表达，及其曾作为抑郁症患者接受心理治疗的状态，很符合“不可信的疯女人”形象。随着2024年8月，李松蔚诉冬妮的名誉侵权案二审结果保持李松蔚胜诉的判决，即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成为性侵的佐证”后，李松蔚在处理与冬妮关系上的争议及心理咨询师不受监督的讨论，也不再激起任何水花。

作为一个女性来访者，在见证冬妮向“伦理工作组”投诉却迟迟未获受理和回应的过程中，以及目睹她为咨询师性暴力和剥削受害者提供互助而不断努力时，我深刻体会到，当来访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后，维权是多么艰难。实际上，在国内寻找“靠谱咨询师”的困难是许多来访者不得不经历的。在心理咨询证照制度缺失的系统中，正在经历精神危机的来访者只能从资质不明的线下机构、熟人介绍和推陈出新的互联网产品中自行筛选。

面对没有标准化的头衔和充满术语的受训经历，他们往往难以判断咨询师是否接受了合格的从业训练。豆瓣上的“来访者受害小组”每天都在推送骇人听闻的咨询体验讨论，“我的咨询师指责我浪费她的时间金钱“，“我的咨询师接受了我的表白”……而对于那些既消耗了来访者的金钱与精力，又对其心理状态造成伤害的咨询师，却往往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为什么在国内心理咨询领域，性骚扰的控诉总是更具争议？为什么当事人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发生在咨询室的、咨询师违反伦理的证据又那么难以收集？在这个行业中，来访者该如何辨认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带着这些疑问，我采访了几位在中国和美国从事临床心理学研究或已经开始从业的“业内人”，试图从不同角度了解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的问题——它本应是一种专业的医疗资源，帮助人们实现个人幸福与推动社会正义，却因缺乏资质与监管而时常失效，沦为鱼龙混杂的商业产品。许多人投入大量金钱与信任，却遭受了失望与伤害。

1 心理咨询师与伦理问题

与很多来访者一样，职业是记者的陈媛媛最开始对于“心理咨询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清楚。受情感问题困扰的她开始在豆瓣“回避性依恋”小组评论发帖，一天，她收到了来自组长的私信。对方声称自己是咨询师，可以以1000元四次的价格帮助她解决恋爱中遇到的问题。处于痛苦之中的媛媛开始接受他的治疗，然而，她发现这一所谓的咨询，只是对方在教她一些如何让男性产生好感之类“恋爱套路”。这些弯弯绕绕的建议让媛媛感到很别扭，认为这不是她的性格会做的事情。同一时间，她逐渐感受到对方对她的打压和攻击。

当她和同在做心理咨询的朋友交流这一体验时，朋友立刻指出该咨询师的“治疗”是有问题的。在更换过两个咨询师后，陈媛媛逐渐有了更专业的咨访体验，“经历过就更清楚好的心理咨询能给你带来怎样的成长。”然而，真正意识到咨询伦理设置的重要性，是在她做完一篇调查报道《走进心理咨询室后：一个女生的最后六年》后。文章讲述了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孩“葛菲”在接受了持续六年的长程心理咨询治疗后自杀，其母亲将心理咨询师告上法庭的故事。

在这篇报道中，陈媛媛探索了这段心理咨询暴露出的众多问题：这位拥有十余个权威头衔、曾被中国心理学泰斗沈德灿教授誉为“新一代天才咨询师”的粟超，及由他督导的陪练咨询师于天一，由于错误地使用“脱敏疗法”不当干预葛菲的病情，且未能及时识别葛菲的自杀风险，导致悲剧的发生。在采访的过程中，陈媛媛意识到，之前在实践中了解到的“不能跟咨询师在咨询之外联系”、“不能一次性充钱”都是在保护来访者与咨询师的边界，保证这段关系的专业性——这便是咨询伦理设置的必要性，它约束着这段关系中上位者咨询师的权力。陈媛媛说，“我在最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时候，本身是很虚弱的状态，而患有双相的葛菲更是如此。来自咨询师的妄自评价或价值否定很容易令来访者更加崩溃。”

但对于来访者而言，在没有对“心理咨询应该怎么样”达成共识之前，识别边界的入侵是困难的。正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伴侣与家庭咨询博士的周浩然认为，心理咨询中的权力结构有时就像一个神志清晰的大人和一个迷茫小孩在一起，咨询师的权力正来自于他是更清楚状况的一方。咨询师对于来访者的剥削之所以比较难以识别，是因为来访者本身处于受伤的状态，难以分辨咨询师提出的要求，是在帮助他还是在进一步伤害他。在葛菲的案件中，尽管葛菲在做完脱敏治疗后感到自己的自杀倾向有所加重，但在咨询师的鼓励下，还是进行了第二次脱敏治疗。

咨询师对来访者的剥削，也会体现在咨询师与来访者构建恋爱关系、发生性关系层面。考虑到心理咨询涉及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自我暴露，咨询师利用这种信任关系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操控并非难事。但这类案件往往因为其隐蔽性难以被揭露。“心理咨询是一个发生在暗室之中的事情呢，除非全程录音录像，否则咨询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很难决断，”周浩然补充到。葛菲的母亲之所以能一审中部分胜诉，得到法院认定粟超及其公司需承担30%责任的结果，也得益于“脱敏治疗”记录的保留。而在冬妮和李松蔚的案件中，争议很大之处就在于冬妮无法提供李松蔚在咨询过程中性剥削她的具体证据——咨询室本来就是一个禁止录音录像、绝对私密的空间。而在庭审过程中，据冬妮方称，李松蔚也拒绝提供咨询记录。

注：“禁止录音录像”的规定初衷是为了保护来访者隐私、为来访者营造安全的环境，而非对咨询师自身的“防护”考虑。根据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师职业道德准则》，任何录音录像都必须在来访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并说明用途与保存方式。然而，在部分咨访关系出现失衡的情形中，这一“私密性”也可能与来访者取证的需求产生冲突（2025年4月6日更新）。

2 心理咨询为何需要伦理规范

既然心理咨询可以是如此充满风险的事情，那么为何国内心理咨询行业未能建立伦理规范和相关规则？

“在国内学习心理咨询的人上的第一堂课应该都是伦理守则。”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的丁扬告诉我，这种课程设置其实也变相说明了心理咨询行业在理论认知层面，是十分重视咨询伦理的。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的刘楠也提到，学习咨询伦理是基础的课程设置，甚至能否遵循咨询伦理、不伤害来访是判断咨询师是否具有胜任力的最基本要求。但是丁扬和刘楠都指出，很多咨询师之所以罔顾心理咨询中的伦理设置，是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在中国，从事心理咨询不需要通过任何考试或职业资格认证，几乎没有从业门槛。

心理咨询师从事的是缓解精神痛苦的专业工作，这种工作必须建立在治疗有效性的科学证明基础上。否则，心理咨询师可能是另一种“赤脚医生”，把假药卖给绝望又容易受骗的人。在心理咨询治疗发展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认证，主要来自于由州政府给心理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颁发执照。现已在夏威夷独立执业做心理咨询师的令仪介绍到，在美国，社会工作者是精神健康领域最主要的服务者。以社工体系下作为心理咨询师执业为例，她首先在纽约完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毕业后考取执业社会硕士资格（Licensed Master Social Worker）后，进入医院或门诊从事社会工作。在继续花上三年时间在医院及门诊积累了2000小时的咨询及100小时的督导后，她才能参加执照临床社会工作者（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er）的考试，获得证书后方能独立执业、为来访者提供心理健康问题的临床治疗。在这之后，她也需要接受持续教育以保持执照的状态。

而在国内，像这样由教育学位要求、实习督导经历为核心的心理咨询权威从业标准，从未能建立起来。2001年，国家人社部曾出台《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根据该标准，报考二级心理咨询师须具有心理学、教育学、医学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或取得心理咨询师三级职业资格并连续从业满三年，同时还必须经过二级咨询师培训。而根据《人民文摘》2013年的报道，这项资格证花几千元培训20天就能获得。丁扬介绍，人社部于2017年取消二级、三级心理咨询的原因之一亦在于它整个培训、考核的不正规性，许多人在受训经历非常短暂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考试，而这一资质是不足以代表咨询师的真正从业能力的。但是在这一职业考核标准被取消后，并没有建立与心理咨询师有关新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心理咨询师也再未被收录至《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咨询基础项目常见问题解答》一文中也提到，“目前心理咨询是非准入行业，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能从事心理服务尚无全国统一政策。”

在证照体系的缺失下，国内来访者只能通过咨询师的个人简介来判断其教育及从业经历是否靠谱。如果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都不能确保咨询师的资质合格，那么，“某某流派的创始人”、“著名心理学家弟子”、“某某节目心理专家”、“高级催眠师”呢？“中德班高级组学员”、“CPS助理咨询师”这些看上去有模有样的称谓又是什么、能如何查实？来访者在鱼龙混杂的心理咨询市场上寻找咨询师，就像进入了一个没有食物质检体系的菜市场，只能凭借吆喝声和经验来挑选，却很容易买到并不专业，甚至进一步危害身心健康的服务。

3 中国监管体系的缺失

当然，受过专业的训练、积累了足够的咨询和督导小时数，仍然无法保证心理咨询师在之后的从业中不会出现问题。正如所有伦理问题一样，咨询伦理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心理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集中在禁止不当性行为、确保知情同意、隐私保护、评估胜任力等部分，而在一些更细节的地方，则容易存在争议——比如，咨询外时间是否可以直接联系，咨询师是否可以收来自来访者的礼物，什么情况下增加咨询频率是合理的，咨询师是否可以肢体接触来访者……在这些问题上，判定“合适”的标准会更加模糊。

在这个情况下，行业协会的监督和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加拿大安大略注册心理治疗师学院（CRPO）如何处理咨询师性侵犯投诉为例，在收到患者或其他人提出的正式投诉后，工作组会初步审核其是否成立。一旦投诉被接收，则开启调查，调查人员会收集证据、采访证人并审核相关文件。涉及的治疗师将有机会做出回应。如果证据支持投诉，案件将进入由纪律委员会组织的听证程序：专业人员和公众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将评估证据，确定是否存在职业不当行为。如果认定有性侵害行为，处罚可能包括暂停或永久撤销治疗师的注册。在严重情况下，例如咨询师与患者发生性关系，CRPO等机构会强制撤销该咨询师的注册至少五年。这些程序是由行业监管机构按照其职业规范独立进行的。如果咨询师行为触犯刑法，则会将案件移交给司法系统处理。

然而，国内心理咨询行业并没有能够管辖大部分从业者、处理行业投诉的协会。接近这一职责的，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伦理工作小组。 这个定位为“行业规范的引领者，自我管理的示范者，专业标准的制定者，学历教育的推动者”的注册工作委员会的理想设想是，设立严格的注册门槛，确保注册系统中的心理咨询师经过充分培训并具备资质。北大、北师大应用心理学硕士专业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注册系统，而其他高校毕业生提交一份包含从业时长，受训经历等资料的申请，通过注册系统的标准审核后，亦可进入系统。当系统内的成员占据行业大多数后，注册系统就可以成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

丁扬表示，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时，行业内对注册系统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认为它至少能保证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人受过高校系统训练、具备基本职业素养。然而，这个注册系统在面对冬妮李松蔚这一如此受到关注的公共事件时，基本处于失灵状态：无论是伦理工作组在22年底接收到冬妮投诉邮件、要求其提供相关材料后没有再进一步反馈调查进度；还是在23年底自李松蔚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冬妮侵犯其名誉权后，伦理委员会表示受到名誉权诉讼影响暂停调查工作，它都没有拿出能够体现临床心理专业性、独立性的处理流程。

再者，相比于美国、加拿大等地”吊销执照“的惩罚，国内注册委员会的“除名”也并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注册心理治疗师的执照被吊销，意味着不再能合法地从事心理咨询职业，且吊销执照决定公开在协会网站上可供查询。而被国内注册系统“除名”后的咨询师，理论上仍可继续执业。况且，相比于整体执业的心理咨询师人数，加入注册系统的咨询师凤毛麟角。如果被投诉的咨询师不是注册系统的成员，那么几乎没有直接可以投诉的渠道和后续限制其从业的行业标准。

2018年，湖南心理咨询师罗登国因在咨询过程中多次主动和来访者谈起性相关的话题，并采用被来访者误认为心理治疗的方法，多次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而被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定强制猥亵罪，判刑两年。然而，据拉康心理咨询pro的报道，2021年前后罗登国曾在“壹点灵”网络心理咨询平台执业，被曝光后才遭平台封杀。2023年，罗登国又与在南京和长沙的两家机构开展催眠培训和心理咨询——他严重违反咨询伦理的行为似乎并未遭受相应的从业惩罚。

4 中国心理咨询市场存在的问题

无论行业协会监管如何缺乏，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大量存在。根据柳叶刀文献报道，中国各类心理疾病患者患病人数占总人群的16.5%-17.5%，根据钟杰的评论，这些患者大多无法自愈，需要心理健康服务专业工作者的帮助、心理干预或药物治疗。相比之下，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却严重短缺。根据2022年6月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开数据，我国目前拥有精神卫生医疗机构5936家，精神科职业注册医生超过5万人，心理治疗师不足1万人。

面对每六个人就有一位心理疾病患者的巨量专业心理咨询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主打提供精神疗愈的互联网心理咨询产品。它们在疫情期间逐渐发展壮大，并吸引到资本的关注。心理咨询行业市场规模在近几年持续快速增长。据智研咨询统计，2023年，中国心理咨询市场规模达728.5亿元，是2016年的2.44倍。2022年前后，简单心理、壹心理等精神心理健康行业企业都获得了一亿元以上的融资，提供联系心理咨询师的网上平台，并售卖心理咨询师培训课程。另一方面，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也更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再见爱人》等当红情感综艺节目引入婚姻咨询的环节，抖音开展面向心理咨询师群体的短视频创作者计划为平台输血，心理咨询师在面对如何停滞精神内耗的回答也成为了付费知识届的香饽饽。

而在简中互联网的“心理热”之下，是精神健康从业人员普遍专业素质偏低的现实。根据智研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分析报告》，在医院卫生系统及高校中，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有78.1%受到的专业训练少于半年；训练时间在六个月-两年的占13.8%；有8.2%的人受过两年以上的专业培训。另外，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的年限，少于三年者占62.7%。这意味着市场上的咨询师普遍缺乏足够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应对个体情况不同的来访者。

当“心理咨询师”们热衷于利用社交平台进行自我宣传、做“案例分析”、直接揽客，这项对专业素养和伦理遵守都提出相应要求的科学治疗就沦为缺乏标准化的商业产品。陈媛媛在做关于葛菲的报道时，就经常刷到在用户发布的、情绪问题相关的小红书帖子下，充斥着各类“心理咨询师”“情感倾诉师”的广告。她评价到，“从他们推销自己服务的方式来看，不难看出他们可能并不专业。这种高度商业化的营销逻辑，与咨询工作所需的专业性相悖。很难相信这样的从业者能够真正胜任心理咨询的工作。”而另一方面，行业低门槛也让心理咨询师成为了香饽饽的兼职副业——“心理咨询师变现获客学习”、“新手咨询师的接单小妙招”、“35岁宝妈靠心理咨询实现年入六位数“等经验分享和卖课链接随处可见。

在欠缺监管的市场中，头部心理健康互联网公司起到了一定科普、筛选专业咨询师和维持行业秩序的功能。在我采访的心理咨询师中，不少人都提到了简单心理的“行业标杆”位置，虽然也掺杂着对它的争议性评价。简单心理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它在拥有入驻咨询师，为来访者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测试等服务的同时，也搭建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成长平台，为咨询师或有志于成为咨询师的人提供相关培训课程。现在在国内执业的田屿，就是从简单心理的心理咨询师培养计划开始接受专业训练的。她提到，简单心理目前的咨询师入驻渠道分为“心理执业中心”和“实习咨询师执业中心”两种，其中，进入到“心理执业中心”要求咨询师已经完成至少一个为期两年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系统长程培训，并具有不低于400小时的个体咨询小时数和不低于60小时的个体督导小时数。这一标准还对不同取向的心理咨询师提出了一些更细节的规定，并要求咨询师提交一份咨询次数12次以上的案例报告，方可进入到严格的面试环节。

而经过简单心理自己的长程培训培养出来的新手咨询师，只有满足咨询小时数和督导小时数等要求，并通过面试才能进入到实习平台中，并需遵守督导次数、频率与方式上的要求。在满足升级标准后，才能申请进入新手咨询师平台——“简单心理执业中心”。田屿认为这个兼顾了理论和实践的入驻体系是合理的，甚至它对咨询师的经验积累要求，比如督导小时数，比一些医院对治疗师的要求还要具体。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在参照国外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建立一种行业标准，当然，这里面包含了简单心理想要建立自身平台专业性的商业考量。

刘楠则比较认可简单心理处理来访者投诉机制的专业性。他提到，简单心理作为第三方在接到来访者对平台咨询师的投诉后，会通过独立的伦理小组，分别与咨询师及来访者沟通，来判断咨询师是否有做出不当行为。他认为，这样的设置是对来访者与咨询师双方的保护。令仪同样在简单心理的平台上经历过一个来访的投诉，她认为，在处理投诉的过程中，无论是平台给到她及来访者的支持，还是及时的跟进速度，都让她印象深刻。

然而，这些机制也并不能约束公司自身存在的问题。今年1月，一位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控诉简单心理平台未经其允许，公开她的咨询记录内容，侵犯其隐私。在心理咨询师社群内部，也有针对简单心理课程的批评声，例如在高额的定价之下，课程未能提供充分的资源，与学员沟通不及时的状况。

2023年，几位简单心理《女性主义疗法》课程的学员公开发文，控诉简单心理课程描述与实际教学内容不符、内容翻译糟糕，且以删改文案的方式回避学员诉求，并通过移出群聊、限制发言等粗暴的方式，清退在课程群中提出质疑的学员。同样经历了此事的丁扬也为简单心理以这种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学员的态度而感到愤怒，她认为，对于像女性主义这样主张与社会正义相挂钩的心理咨询课程，提供内容的平台却与这种价值观相左，让她感到失望。“这与心理咨询所倡导的一种平等多元开放的态度有许多背离之处，平台仍然服从的是商业的标准。”

5 心理咨询来访者应如何自我保护

在心理咨询这一立法与监管相对缺失的“灰色地带”中，如葛菲案这样能够在法律意义上认定咨询师及机构需承担责任的案例仍十分罕见。相比之下，更多来访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出现焦虑加重、抑郁恶化，甚至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情形，却往往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他们的维权面临重重障碍：咨询过程通常没有完整的记录，也难以及时保留不当干预的证据；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行业监管机制，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来明确界定和处理咨询中的侵害行为；而许多当事人自身正处于创伤状态，精神状况不稳定，难以持续发声或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国内也缺乏专门为心理咨询受害者提供支持的维权组织。一些来访者转而通过互助小组的形式，梳理咨询中可能存在问题、并寻找解决路径。例如，豆瓣上的“来访者避难所”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咨询体验的分享、平台避雷的讨论与信息互通。而长期致力于推动行业监督、倡导来访者权益的冬妮，也公开声明正在运营多个互助群，协助权益受侵害的来访者对接专业资源，包括律师、志愿者以及具备伦理意识的心理咨询师，提供法律援助与心理支持。

在维权路径艰难、行业监管不足的背景下，来访者在进入心理咨询前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认知和判断力，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也使得公众对心理咨询的了解变得尤为重要。一些自媒体也试图分担心理咨询科普的职责，为公众提供对行业更清晰的理解。例如，微信公众号“狂野来访”以漫画的形式解释心理学常见概念、用幽默风趣的语调探讨咨询室中的常见问题；“Lacan心理”定期分享行业内治疗不当的新闻、推送相关立法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传播有助于提升公众对行业规范和权力关系的认识。而“简单心理”、“KnowYourself”等平台则凭借其庞大的影响力，持续产出关于情绪调节、自我认知、人际关系等主题的文章与课程，拓展大众对心理学的兴趣和理解边界。

了解不同的咨询流派，例如明白认知行为治疗（CBT）、心理动力学治疗、人本主义治疗等流派不同的特点，有利于来访者更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咨询师。而阅读咨询伦理相关文章，比如了解为什么咨询需要设置边界，也能在咨询关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更及时地识别。不过，这些公司自媒体平台在发挥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常常身兼培训与招生的角色。在科普内容的同屏中，也大量刊登咨询师培训、职业转型课程以及平台入驻推广广告——商业利益与知识传播的交织易让读者疑惑其中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归根结底，咨访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咨询师令仪对来访者的建议是，在寻找咨询师的过程中，最好带着开放的心态，不以直接投身于关系的、采访式的态度进行首次咨询：我们先看看这个关系是否合适，判断与咨询师交流时是否感觉良好，再去决定。最重要的是，来访者应该时刻相信自己的本体感受。如果对方让你感到不安，可以及时跟他沟通，再感受他的回应是否有在认真讨论问题还是回避。来访者需要知道，自己一直有离开的选择和权力。一个符合伦理的咨询师是会尊重甚至会鼓励来访者的选择权。

当然，这些对于来访者的要求与期待，不能打消对于行业监管与立法的呼吁。已在国内独立执业的田屿提到，心理咨询相关制度建设可以保障的不仅是来访者，也是从业者。因为缺乏求助渠道，当来访者在网络上公开投诉咨询师时，也存在误伤咨询师的个别情况——或许咨询师已经采取了合适的治疗方式。而咨询师在面对纠纷时，往往倾向于放大个别极端案例的风险，从而回避对自身专业责任及咨访关系不平等的反思。

事实上，正因为心理咨询行业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与申诉机制，才加剧了咨访双方的紧张与误解。要真正保护来访者的权益，也保障咨询师的职业发展，推动相关立法和设立行业监督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受访者丁扬、田屿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