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决定关闭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随著疫情的恶化，邻近的城市也关闭了对外联络道路。目前全湖北有16座城市被封，全中国32省中，已有31省发布了I级（最紧急）应急响应。
根据目前的流行病学观察，新冠肺炎病毒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低于SARS，但传染率很高，中国政府的一番举动无非是希望可以有效地防止疫情的扩散。但这样的封城（省）在近代公共卫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地理区位划下疾病禁制区（cordon sanitaire），近年来只有塞拉利昂（狮子山）、利比里亚（赖比瑞亚）等西非国家，在2014年时因应伊波拉（埃博拉）病毒使用过类似的手段。伊波拉病毒有将近90%的致死率，SARS的死亡率大约是15%左右，新冠病毒要更低。
中共在年初一（1月25日）过完年后，才终于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翌日才确定由李克强做组长，主管宣传口的王沪宁做副组长。不仅整体反应已属迟缓，而且从人事结构中，反映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以及当下阶段，舆情管控跟疫情管控同样重要。类似的公卫危机在中国屡见不鲜，从2003年的 SARS 到近年的非洲猪瘟，中国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防治体系面对新型态的疾病，既要压制，也是“没辄”（没有办法）。
本文会先从公卫的角度出发，尝试评价封城的利弊，之后最重要的是从组织研究的角度，分析中国官僚体制的课责与应对能力。我尝试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压力型体制是如何把重大公共危机变为治理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那只房间中的大象，到底是如何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