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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

维稳体制的功能,以及民众把政治本身理解为一种约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仍然是很原始的、而非现代的政治动物。

2010年7月10日,苹果公司在中国上海的新旗舰店。

2010年7月10日,苹果公司在中国上海的新旗舰店。图:Pictures Ltd./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韦乞

刊登于 2019-09-18

#韦乞#人肉搜索#网络举报#逃犯条例#中国政治#香港#评论

今年以来,网络上有群体进行系统的、有明确指向的“人肉搜索”和政治举报,以及所谓“出道”——对某个民间泛公众人物进行个人隐私泄露的报复和道德审判,已经成为暗流涌动的互联网线上政治生态的新焦点。而在最近几个月,随着香港的政治情势激化,中文网络世界的对抗愈发激烈。

一方面,香港抗议活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被频繁举报或“被挂”;而另一方面,在“支纳维基”等网站与Twitter、Telegram等社交工具上,政权支持者被“出道”的案例也在飞速增加:其中最具政治意义的,或许是7月下旬官方组织的“帝吧出征”因部分管理人员的隐私信息泄露而受挫中止的事件。除此之外,随着所谓粉红自干五群体对墙外社交网络的领地扩张,针对他们的人肉搜索也随之增加,并呈现指名道姓的碎片化趋势。最新的例子,则是某位大陆微博美妆博主在日本神社拆下写着“香港人加油”的许愿牌并埋到地下,将全过程发在网上之后,遭到香港网民“起底”,报复性泄露其个人身份及户籍地址。

属于政治对立的两方互相“起底”和“人肉搜索”,在网络上,确实形成了某种政治对抗的景观。虽然这种对抗,因为一方的起底者,往往并不是被另一方人肉的对象,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受众都互不相同,所以更像是两个平行的战场。

若具体分析,前者的逻辑较为简单直接,是以借助国家机器、或就是国家机器自身,来威慑或惩罚违反其政治规训的线下、真实的个体。与这一类“人肉搜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它背后的举报制度——若没有对国家机器有所回应的预期,这种曝光在最初就可能不会出现,或者远远发挥不了它现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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