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

今年以来，网络上有群体进行系统的、有明确指向的“人肉搜索”和政治举报，以及所谓“出道”——对某个民间泛公众人物进行个人隐私泄露的报复和道德审判，已经成为暗流涌动的互联网线上政治生态的新焦点。而在最近几个月，随着香港的政治情势激化，中文网络世界的对抗愈发激烈。

一方面，香港抗议活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被频繁举报或“被挂”；而另一方面，在“支纳维基”等网站与Twitter、Telegram等社交工具上，政权支持者被“出道”的案例也在飞速增加：其中最具政治意义的，或许是7月下旬官方组织的“帝吧出征”因部分管理人员的隐私信息泄露而受挫中止的事件。除此之外，随着所谓粉红自干五群体对墙外社交网络的领地扩张，针对他们的人肉搜索也随之增加，并呈现指名道姓的碎片化趋势。最新的例子，则是某位大陆微博美妆博主在日本神社拆下写着“香港人加油”的许愿牌并埋到地下，将全过程发在网上之后，遭到香港网民“起底”，报复性泄露其个人身份及户籍地址。

属于政治对立的两方互相“起底”和“人肉搜索”，在网络上，确实形成了某种政治对抗的景观。虽然这种对抗，因为一方的起底者，往往并不是被另一方人肉的对象，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受众都互不相同，所以更像是两个平行的战场。

若具体分析，前者的逻辑较为简单直接，是以借助国家机器、或就是国家机器自身，来威慑或惩罚违反其政治规训的线下、真实的个体。与这一类“人肉搜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它背后的举报制度——若没有对国家机器有所回应的预期，这种曝光在最初就可能不会出现，或者远远发挥不了它现在的作用。

不过，对于另一方使用“出道”工具的人来说，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明明会被国家机器反对与压制，但被“出道”的对象也往往会选择删除账号或销声匿迹，从网络空间消失？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攻击是有效的。

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可能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动物？他们如何理解政治？又抱有何种政治信念？

一、网络实名制：前台匿名与后台实名的内在张力

长远地看，随着管制者的技术发展，线上生态与线下生态已经越来越相似，对这一点的隐瞒，正是网络实名制的内在目的之一。“人肉搜索”可能发挥的政治作用，恰恰就建立在对这种实名制的催化之上：它通过公布特定ID的真实身份，来违反实名制的内在逻辑。

一开始，这种“出道”更多是包含着某种价值取向的道德审判，而非带有直接的政治目的。此前最为有名的案例之一，莫过于网站“恶俗维基”挖掘出了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百度贴吧的常用ID：借助中国网络实名制的漏洞和无处不在的个人信息泄露，刘慈欣的贴吧昵称与真实身份最终被无可辩驳地对应到一起——显示出的，是一个在部分人看来“自我炒作、攻击其他作家、歧视女性”的形象，从而可以一并批判他作品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当然显示出一个公共人物是如何表里不一的伦理问题（以及“人肉搜索”本身的伦理问题）。但除此之外，这类“人肉搜索”的实践将线上的匿名化转变为线下的实名化，本身也蕴含着突破线上空间，发挥政治作用的可能性。而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线上反体制者对体制支持者的“起底”活动，已然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理解当下的网络实名制，是由前台匿名与后台实名两部分所构成：这种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管制者开辟一条监视言论乃至追踪发言者的通道。它从来不希望人们可以互相知道对方是谁。因此，这样的设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为了保证前台匿名而被确立的管制方法，这使得网络实名制必须维持前台匿名的存在。

“人肉搜索”可能发挥的政治作用，恰恰就建立在对这种实名制的催化之上：它通过公布特定ID的真实身份，来违反实名制的内在逻辑。请注意，这不是说“人肉搜索”的有效性在于它破坏了网络实名制本身——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实名制的普遍应用，人肉搜索者才有可能有说服力地将一个匿名ID与一个真实身份联系到一起。如刘慈欣的例子所示，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最初则是对目标人物进行解构与民间批判。

当然，既然前台匿名的前提是后台实名，那么这样的所谓匿名当然是名不副实的：它已经让隐匿身份的原初动机丧失了大部分意义，但网络实名制依然支撑着一个关于个人隐私的政治幻觉。长远地看，随着管制者的技术发展，线上生态与线下生态已经越来越相似，对这一点的隐瞒，正是网络实名制的内在目的之一。

但是，“人肉搜索”的政治效力，却或多或少的建立在对这种隐瞒的利用而非破坏之上：正是因为前台匿名，对ID真实身份的揭露才具有可能性；而正是因为后台实名，这种揭露才具有可信性与政治效力。

除却对真实身份的揭露，在这一系列对抗中，有一种针对所谓自干五群体的攻击并未动用“人肉搜索”，而是采取了钓鱼的形式：攻击者将包含敏感关键词的语句，如“感谢支持天安门母亲”、“感谢支持维权律师”、“你上次提供的关于港警恶行的资料非常有价值，自当重谢”等等发送给粉红自干五的Twitter帐户，由于Twitter的使用机制，这些言论会显示在他们的Twitter个人资料页面上，从而可能引发官方注意。这种攻击方式被命名为“赵弹磁铁”。

很快，这类攻击又演变出新的形式：变态辣椒与巴丢草等艺术家创作了一些模仿官方风格的宣传画，其内容是鼓动人们以支持被香港抗争者的环球时报记者或香港警察为由，上街游行。这类宣传画被批量发送给粉红自干五群体，与“赵弹磁铁”相同，这种做法目的均在于将官方维稳的压力引导到这些人身上。尽管这两种攻击方式与“人肉搜索”无关，但它们背后的机制，同样是试图突破线上政治生态的界限：“出道”意味着将线上帐户的线下真实身份，或者现实人物的隐私信息挖掘出来，同样地，上述钓鱼式攻击也是试图利用官方信息监控系统，反过来将粉红自干五账户背后的真实身份，推向维稳体制的“铁拳”。

从这些事件出发，可以开展下述两个方向的思虑：

第一，“人肉搜索”与钓鱼式攻击背后的原理，都是对网络实名制乃至更广泛的维稳机制的利用与催化，而非与它们展开直接、正面的对抗。这类抗争方式，符合流行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理论的主张：为了造成管制系统的最终崩溃，我们恰恰应该加快，而非阻碍这一系统的运转（这其实也是香港抗争者“揽炒”的内在逻辑）。或者反过来看，管制系统为了避免自己的崩溃，就必须抑制自己加速运转，而这就可能暴露出一些漏洞，例如GFW作为一种黑名单制度，天然不允许自身被加速为白名单/局域网制度，而这也是2014年“GreatFire”组织在主流云平台上建立被封锁网站镜像的行动逻辑。

第二，一个更深层的反思是，这些线上对抗手段的有效性根源究竟为何？人肉搜索何以能够有效威胁乃至吓阻粉红自干五群体、甚至官方组织的帝吧远征军？同样的，钓鱼攻击的有效性不在于有多少人上钩——显然不会有人因那些宣传画而真的去上街游行——而在于它所动用的工具（作为一些简单的语句与图片）何以具有极端的敏感性与强有力的作用，使得粉红自干五来势汹汹的政治动员很快暴露出脆弱的本质？最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人的政治信念，理解其与所处政治生态间的关联，以及评估其实际作用？

二、中国人如何看待政治？

相比于政治话语的游戏，中国人的政治“素养”，或者说政治“成熟”就体现在他们特别善于辨认社会中种种规矩的真正来源，即其背后是否有现实权力的实质在场。

借助上文的例子，我们首先能够注意到的是互联网线上与线下的区别：管制者的长远意图是取消线上生态与线下生态的政治错位，特别是通过压缩线上生态的隐匿性与言论自由，来防止其中可能蕴含的反体制潜能传导向线下世界，换言之，即阻止言论生产转化为组织行动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维稳体制的核心功能，在于消除民间组织行动的自由，其次才是对民间政治立场的鉴别与抑制。因此完全可以说，维稳的“铁拳”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民间话语或行动的形式，而独立于民间话语或行动的实质内涵。这一点解释了线上世界的界限为什么同时也是粉红自干五政治动员的极限。在这个意义上，把握这一界限的关键就在于将线上与线下的区别理解为话语与行动，以及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区别。

若站在中国大陆民众的视角准确理解这个区别，首先可以观察，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与墙内舆论场中看待、使用“政治”这个词。以去年年底的金马奖事件在墙内引起的舆论风潮为例，如果你有机会严肃追问一个说“艺术无关于政治”、“金马奖不该谈政治”的典型中国人，问他“政治”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不是一时语塞，那最后大概也会承认：“说到底，一切都相关于政治”，“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等等。

在这里，或者说至少在口头上，“政治”还能维持它的字面含义，即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公共的事务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观察体会到大陆民众经常会在一种敏感、禁忌的意义上看待“政治”。或者说，人们会随时随地、下意识地坚持一种“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而按照这种区分，“艺术无关于政治”、“金马奖不该谈政治”这样的观点就完全无法用前面的字面含义来解释。

这是因为，这种什么是政治，什么不应是政治的区分，没有立足于例如所谓公与私、政府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或集体与个人等实质性的政治范畴和区分，所以仅仅是指责人们误解了这些范畴也是无济于事。结论很简单，在大陆民众的语境中，所谓“政治”就是不能关心、不能做的事；非政治就可以关心、可以做的事。这种规矩，虽然不太容易直白地出现于日常话语中——因为该规矩本身就是“政治”的——但却毫无疑问地构成了一系列首要的约束，而在这种约束面前，任何显白具体的、实质性的政治信念反而是次要甚至虚无的。

这里的重点不是要批判民众是如何的虚伪，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自相矛盾状态。从抗争者的角度看，更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不是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而是他们的实践能动性的根源：相比于政治话语的游戏，中国人的政治“素养”，或者说政治“成熟”就体现在他们特别善于辨认社会中种种规矩的真正来源，即其背后是否有现实权力的实质在场。

大陆民众对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想不能做等等规矩有高度的敏感性；对实质性在场的政治强力具有极为敏锐的识别能力；对于行动空间、言论空间与思想空间这三者的复杂关系具有高度细致的理解。

这种辨识能力意味着，他们对于日常道德与社会秩序的构造有着并不单纯的理解。尽管坊间普遍认识到中国人善于钻空子，但拥有一种钻空子的能力不仅意味着善于寻找规则的漏洞，同时也意味着善于确定规则的真正强硬之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为后者划定了前者所作所为的极限，而相应地，对这种极限的精确把握就成为前者必需的一种生存技艺。

这种技艺所制造的一系列成果是，大陆民众对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想不能做等等规矩有高度的敏感性；对实质性在场的政治强力具有极为敏锐的识别能力；对于行动空间、言论空间与思想空间这三者的复杂关系具有高度细致的理解。

在解释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时，这三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人们持有的政治信念所起到的作用。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政治动物，而非所谓的左-右翼政治光谱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动物（为了与后者区分，也有论者将前者概称为前政治的，或者前现代的）。

上述三点所具备的总体性，构成了中国人真正的，同时也是原始的政治常识。正是这些常识，而非那些可以在左右翼政治光谱上找到的观念——如人们非常热衷于鄙视的“白左”等等——发挥着真正的政治作用。也正是这样的常识，而不是任何典型的合法性标准（无论是民主，还是所谓的“绩效合法性”标准）塑造了合法性生产的本质。因为国人不持有任何一种实质性的（从理念到强制力的）政治观，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这种政治观来推动任何一种实质性的合法性标准。

国人接受权力仅仅是因为它是强制力，而不是说它符合某一种关于政治权力的应然理念。人们善于想出种种理由来为强制力的使用做辩护，但无法从根源证成这种强制力的正当性。

因此，如果将线上/线下的区别对应于话语/行动，乃至政治信念/政治实践的区别（反过来看，话语/行动的区别在当下主要表现，即是线上/线下，乃至匿名/实名的区别）。那么任何跨越了这个区别的做法，对于大陆民众来说都是危险而激进的，或者在他们的眼中就构成了所谓的“搞政治”。 这是理解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政治存在方式的一把钥匙。而大陆民众不敢触碰的这种所谓“政治”，也是粉红自干五的在面对前文所述的“人肉”与“钓鱼”等攻击方式时，感受到的危险和“威胁”。

请注意，上述分析并不是在暗示人们对权力缺乏反思、乃至亟需启蒙式的观念教育，因为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此类观念的无效性。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民众相信什么，而在于他们似乎并不践行——无论是不能践行，还是不愿践行——他们看起来所相信的东西，无论这些信条有多么正确或错误。因而，我所要强调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对政治持守着这种规矩，而且在对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乃至政治存在方式的因果解释中，正是这种持守背后的某种“下意识”或者“潜意识”（而非任何显白而具体的政治信念）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这种把政治领域，或者说现实权力的领域本身视为一种约束的看法，自身就已经作为一种对政治的基本理解而构成了对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乃至政治存在方式的深层解释，从而很难说是否存在一种更深或更厚的所谓政治理念居于其背后。

与本文的观点不同，观察家们已经为中国人的这种独特表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最流行的解释或许是父权制的，即诉诸于政权独特的政治品格与民众的政治不成熟：按照一种基于冷战史与国际关系史的观点，该政权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性格，这种性格极端强调主权的独立与自立；而回到国家内部，这种政治性格就产生了一种强调主权高于人权的观点，从而促成了从（父权式）主权到（主权式）父权的转化。

一旦将这一后果与合法性生产的常识理论结合起来，就得出下述结论：相对于政权的政治性格，中国人同样具有一种与之相配的个体政治性格，两者共同构建出了一种父权制的合法性生产；反过来说，也只有诉诸于（个体层面）迎合父权制的心灵与（群体层面）父权式的合法性叙事，才能够解释中国人与政权的关系。

但是这种结论的问题在于，那种关于合法性生产的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将民众视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动物，而它忽视了这种前提。按照这种前提的看法，某个政治共同体之中的人们持有一种天然的政治信念，这种信念蕴含着一种实质性的合法性标准，而根据这种标准就能够解释个人与政权的关系。

但这种前提，在当下的中国，可能并不成立。民众接受“政治”的约束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先是父权制的拥护者——这个解释恰恰倒置了因果；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持有了所谓政治就是这种约束——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实践）生产了或者合理化了这种约束，而是说政治本身就是这种约束——的理解，而后才为这种理解建构出了父权制等理由。

因此，不论父权制的概念能否在现象学上正确描述中国人与政权的权力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不应该把民众的上述理解，解释为一种更深层的政治理念的后果，乃至试图通过批判这种理念来瓦解他们的理解。

这不是在反对追寻深层解释。但我的主张是，这种把政治领域，或者说现实权力的领域本身视为一种约束的看法，自身就已经作为一种对政治的基本理解而构成了对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乃至政治存在方式的深层解释，从而很难说是否存在一种更深或更厚的所谓政治理念居于其背后。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批判活动的对象是一种实质性的政治理念，那么眼下这种政治心理根本没有可供我们批判的东西。

三、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被切断的关联

就像线上与线下的区别所显示的，维稳体制的功能，以及民众把政治本身理解为一种约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关联。

任何一种最基本的实践理性理论，都主张持有一个规范信念，就意味着至少在初步（prima facie）的意义上拥有一个相关的动机去参与相关的事务；简单来说，持有一个政治信念就意味着倾向于去进行相应的政治实践。

但是，就像线上与线下的区别所显示的，维稳体制的功能，以及民众把政治本身理解为一种约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无效的：在“搞政治”的森严禁忌面前，看不出人们有什么倾向或动机去向自己所向往的政治愿景靠拢。

因此，可以明确地将政治信念与行动信念区分开来：民众对政治信念的持有，恰恰是以它们并非是行动信念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不应该对人们的政治信念（不管那有多么错误）抱有太多的忧虑。错误的政治信念当然是丑恶的，但在政治效力的层面上，这些错误的信念或许并不像我们所原本认为的那样糟糕。

或许当下的言论管制已经系统性地摧毁了人们的政治信念的效力，并因此摧毁了人们严肃对待政治信念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政治信念完全与政治实践无关，而是说，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政治信念的内容——亦即语义内容，而是政治信念被使用的方式，或者说存在方式。对此，可以考虑两个事例。

第一个例子，是“公知”时代许多泛自由派对墙内言论平台的错误期待。这里的重点，不是说“公知”们错误地把墙内言论平台，当成了一种类似公民广场一样的东西；而是说，他们认为人们只要倾向于把一个空间当作公民广场，该空间就能够接近成为公民广场。因此他们将此处的问题，归因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人们付出认知上的努力，把一个东西看成另外一个东西，在这样的观念中，这种认识论的任务逐渐制造出一种假装自己身在别处的幻觉，并认为通过强化这种幻觉，人们就可以真的身在别处，从而全然忽视了一个言论平台的性质和功能依赖于政治强力所保障下的自由——首先是身体与行动的自由，其次是言论与表达的自由，最后才是思想与认知的自由。

这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信念（也许不仅仅是政治信念）何以看起来有效，但实则无效的例证。比起对公民广场的事实性误认，关于墙内言论平台如何能够成为公民广场的幻觉更加严重的遮蔽了现实：这种遮蔽不仅呈现为误认的形式，而且通过将误认推向未来，让虚假希望占据了真实希望的名额。

第二个例子，是墙内维稳体制下极为常见的“下跪式维权”：非常多的维权者在表达自身意愿时，都会以各种方式极力表明自身的政治可靠——要么是举着“爱国、相信党和政府”之类的横幅，要么干脆跪下来，以极低的身体姿态主张诉求。这种自证良民的现象，显然不应该被理解为人们是真的如此的热爱国家与政府，以至于即便在维权的活动中也要表现自己的热诚。任何对维权-维稳的游戏规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自证良民是墙内民众参与这一游戏的门票，是一种程序性的规矩，人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这样做有效，而不是因为他们确实有这样满盈到溢出的政治信念。

请注意，这并不是在说维权者其实并非良民——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戏剧性的案例——而是说，他们是良民与否，与对“下跪式维权”的解释无关。这同样构成了一个政治信念在政治行动中看似有效、实则并不发挥作用的例子。

从这两个事例中可以认识到，中国人的政治信念时刻处于一种悖论性的处境中，即一个信念只要作为政治信念，或者被普遍认为是政治信念，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下：持有该信念的人会避免公开而明确地表达它的内容。

中国人对政权和国家的总体支持——这种总体支持的确支撑着他们的行动——并不被理解为一个政治观点，而那些被他们当作政治观点来私下谈论或避免谈论的东西，其实不具有真实的政治效力。

这反过来造成了一个后果：任何能够被公开而明确地表达的信念要么不是政治信念，要么至少不被普遍认为是政治信念。后者覆盖了我们在此想要讨论的情况，这种情况造就了下述结论：在公开舆论中，一个政治信念存在并发挥政治作用的前提，恰恰是人们普遍不认为那是一个政治信念。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政治信念会被当作道德信念、礼仪规范或者生活惯习来维系对行为的约束，同样地，这些行为也会被当作道德的、礼节性的或习惯性的行为，而非政治行为。例如，中国人对政权和国家的总体支持——这种总体支持的确支撑着他们的行动——并不被理解为一个政治观点，而那些被他们当作政治观点来私下谈论或避免谈论的东西，其实不具有真实的政治效力。

经验地看，在当下话语场内，一个人所公开表达的政治信念——正是凭借着这种表达，我们才把这样的人归属为政权支持者——其实更接近于一种相当抽象的世界观和生存本能，而不像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立场。这些人最终所相信的是，在国家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生活特别是经济状况，必定在一种长期趋势中显现出积极前景，这种对共同体的忠诚是如此的朴素、世俗、模糊、粗糙，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典型的政治光谱之上为它确定一个位置。

问题是，什么使得一个政治信念只能具有如此抽象的形式，以至于表现得不太具有政治色彩？又是什么使得我们会将持有这样一种抽象信念的人，视为政权支持者？

对共同体的总体忠诚所遵循的是生存论的逻辑，而非任何政治理念的逻辑。一旦生存论的逻辑被提升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层次，政治话语是不足以成为其对手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深层立场、或者说政治存在方式如此浅陋，但同时也如此坚固的原因：例如，我们在中国留学生驾着豪车对港人炫富的景观中所看到的，除了野蛮与粗俗，还有三十年改革所制造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势与有恃无恐。

对此，观察家们终于意识到：野蛮粗俗的政治存在未必脆弱，反而会非常强健；粗粝到不值一驳的东西，其生命力往往也正体现在它能够无视观念的批判。这就是政治信念之无效性的直观体现，面对此情此景，对话往往会被辱骂与诅咒所取代。

但是，不必认为对话是政治游戏的唯一玩法。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的信念是如何的无效，以及这种无效性是如何的强大而普遍，以至于起到一种出人意料的政治作用。吊诡地说，如果政治抗争者自身的信念终究有什么作用，那么就是借助这种无效而起作用的。前述加速主义的思虑展示了其中的一些可能性；另外一些可能性则通过关注政治信念的外部境遇的变化，而非其内容的变化来显示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目的并不比政治手段更重要，政治立场的内容也并非比政治立场的存在方式更重要。

比如，请考虑历次香港抗争中涌现的“勇武”含义：按照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所谓“勇武”只是政治实践的一种方式，它本身不足以构成任何政治信念。但是，要注意到，勇武派、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激进派往往是一种政治立场——不论这一立场原先有多么温和中庸——一种被强力挤压之后的产物，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乃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主体作用，是因为“勇武”本身就足以颠覆原有的政治图景。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目的并不比政治手段更重要，政治立场的内容也并非比政治立场的存在方式更重要。更进一步，在香港近几个月的斗争中，勇武派和本土派虽然都曾被认为是激进分子，但他们已经不是同一群人。这表明，即使在香港，也存在着手段和目的，或者说实践与信念的错位。

但是，不必对这种错位感到悲观：如果勇武派和本土派不是同一群人，那么“和理非”和绥靖派也不是同一群人——多数参与运动的、非勇武的香港民众显然并非是绥靖分子。只要目的坚持不与手段割席，手段就会不断推动目的前进。这种政治德性，正是香港民众堪称伟大之处。

随着林郑宣布正式撤回修例，如果我们对整场抗争运动追根溯源，就不难意识到，引发原初事件的经验原因——例如人们一开始是为什么进行游行抗议或为什么在开放空间中聚集不散——实际上已经不再重要。固然，我们可以用反送中来解释一开始人们为什么在场，但却不能用在场的原因去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制造和参与冲突；是冲突导致了更大的冲突，从而与反送中的原初理由无关。

事实上，也正是警民之间层出不穷的冲突和几个关键事件发生的夜晚，而不是送中修例本身，引发了市民持续的介入。长时间、高频率的警民冲突近似于战争状态，凸显了政治敌对性，这类事件本身就有着重大的政治效力，足以完全超越那些使它发生的东西，从而长久地支配原初事件平息之后的时空。政治行动的激进性是自我彰显、自我维持的，并不仰赖于政治信念的支撑或引领。

后记

尽管本文考察并批评了中国人为自身政治信念负责的能力，但考虑到当下这些信念是如此的糟糕，这种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也构成了一种辩护：这是因为，不能为坏的信念负责，无法践行坏的信念，也就意味着缺乏作恶的足够能力。毕竟，恶人也有恶人的实践理性。

如果我们退后一步来观看线上政治生态，这一点恰恰就构成了依然有必要将民众与政权区分开来的道义理由，尽管该理由还远远不足以在政治上给所谓小粉红群体一个赦免。

从线上到线下，从帝国到边陲，从粉红自干五到香港民众，我们应该克制那种把深圳河以北的中国人，说成是香港人敌人的冲动——这并不是在美言中国人的政治立场，而是说，从抗争者的角度看，过度重视人们的政治信念乃至严肃对待他们的话语生产，只是一种因他们的作为而激发的审丑冲动，而无法构成严肃的政治判断。

实际上，把中国民众对此事件的看法渲染得举足轻重，本身就是大外宣的核心目的之一；而外宣的成果，本身又作为内宣的材料，被用于塑造中国人的意见。在此处，面对一个可悲的群体，或许依然有人试图区分自发的意见与被灌输的意见——可能这在道德上很重要，但在政治上并不重要，至少在当下如此。

（韦乞，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