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6月9日的大游行，到6月12日的占领行动，到6月16日人数更多的大游行，加上数之不尽的其他示威集会，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的坚持和热情，似乎比2003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香港经济表现没有当年那般风声鹤唳，社会上依然有此强烈的反对声音，为甚么？那不是对香港政府高官不满那样简单，毕竟大家都知道就算换了别人，事情发展只有程度之别，本质上是不会有太大差异的。
不满，也许源自更深层的担忧，担忧香港的制度向中国内地愈走愈近、跟自由民主的距离愈来愈远，香港在国际独特的地位不保，优势逐渐消失。在政治阴霾的笼罩下，我们也听到独立关税区、《香港关系法》等陌生字眼，有关港元被冲击的传闻亦不时出现，鬼影幢幢，充满不确定性。
由始至终，从政治到经济，香港都处于被动，面对扰攘经年的中美贸易战，夹在中间的香港人可以做甚么？
从短期的贸易战到长期的科技战
就算特朗普连任机会再高，贸易战也会以某种形式的协议达成和解，但科技上的争端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息的。
根据实证基础稳固的传统经济学智慧，从个人到国家，专业生产可带来可观的利益。熟能生巧，再透过交易便能互惠互利。自由贸易是好事，只可惜遇上现实政治考虑和制度差异，利益的计算就变得复杂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了世界工厂，以其相对低廉的劳工为美国提供源源不绝的便宜产品，美国消费者得益之余，部分行业更受惠于来自中国的生产要素，得以扩张。只是，难以否定的是中国出口的兴起损害了美国一部分本土制造业的利益。现实的困境加上政客的鼓动，中国劳工威胁美国蓝领生计成了一个半真半假的热门论述。与此同时，为了保护个别企业发展和某些维持国家稳定的理由，中国为加入世贸而许下的承诺不少落空，外资进入中国障碍重重，贸易关系难称得上公平对等。涉及商业秘密、科技竞赛以至国家安全的疑虑，就更加是敏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