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月1日抗议者冲击立法会后，不管是港府和北京政府的官方表态，还是坊间的多数舆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抗议者“极端暴力”。官方的表态自不必说，当然是寻找、利用一切机会抹黑任何挑战官方权威的抗议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奉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泛民人士、社运人士，也认为社会运动中只要出现了暴力行径、只要打破了“和理非”原则，就是一件在道德上不可容忍的事情。
当然，坊间舆论也有不少为抗议者辩护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抗议者之所以采用暴力手段，实在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是在穷尽了一切和平手段而依然得不到港府任何回应之后，出于极度绝望、愤怒之后做出的行为。这些声音大都表示，虽然不支持抗议者采用暴力手段，但可以理解抗议者的极度绝望和愤怒。
然而，需要商榷的是，这种声音实际上和谴责抗议者的声音共享了同样的预设：“正常”的社会运动中，不该出现暴力行为，只有想死的人、极度绝望的人，才会使用暴力——换句话说，暴力依然是一件“出格”的事。这种思维方式，与对抗议者的谴责一样，都是把暴力抗争的行为排除出“正常”社会运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社会运动中暴力抗争揹负的道德污名。
香港还有另一种辩护声音，vandalism，即伤物不伤人的说法，其实也还是停留在道德二分法上。这样的辩护，虽然是出于对抗争者的强烈的同理心，在众口谴责“暴力”的情况下，是一件吃力但未必讨好的事。但这种辩护也模糊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他们是准备好要死的人”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