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华发表言论，认为七一冲击立法会是破坏法治，又承认自己担任特首期间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是年轻人“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作为任教通识科10年的老师，笔者知道，这种将青年抗争的动因推算在通识科上的说法做法，五年前也发生过。
学校、师生的游戏规则
几年前，2014年10月末，香港的占领运动已持续四周，当时焦点都放在大学生和中学生的自发和积极参与，其中一道风景就是处于占领区的自修室，加上占领前的“罢课不罢学”，大家都惊讶学界和年轻人的力量。《明报》在10月26日的头版却将目光放在通识教育科上，透露得悉有政府极高层有意向中学通识科“开刀”，欲增加《基本法》及“一国概念”等内容，削去“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部分。这是将占领运动跟通识教育（其实还有国民教育）链接上了。
这“放风”令通识界能及早提出众多强而有力的理由反对，比如通识并不等同政治教育，还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现代中国、能源科技与环境等众多范畴；随意开刀会损害香港人珍视的教学自主，恐怕会击起更多反弹；更重要的是，通识老师自己都质疑通识科有没有这种“能耐”，成为推动青年人上街、占领的主因。拿通识来开刀，恐怕是捉错用神。
这不是通识老师妄自菲薄。学者赵永佳、阮筠宜和梁懿刚 等在2018年在《港澳研究》中发表〈通识科如何影响香港中学生?》一文（留意文章版权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研究发现学生对通识科的兴趣对他们的公民和政治参与影响不大。喜欢通识科和不喜欢通识科的两组学生，普遍都没有参与有组织的社区和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