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冲动之下，我们几个台湾的年轻人，飞到香港去做访调了。
这个访调计划，最初是我个人的自发性行动。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抗议现场执行访调呢？我的母系（台北大学社会系）在黄树仁老师的初步构想下，组成调查团队到当时太阳花运动的占领地点、也就是立法院的周遭，发起了系统性抽样的问卷调查，为当时的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图像”留下重要记录。当时我忙于运动中的工作分工而未能加入这个珍贵的调查过程，心有遗憾。
后来，我就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也加入吴介民老师的台港社运研究团队。虽然我所负责的研究仅局限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以及社运组织网络，本来也对香港了解甚少，但在这三年半的硕士生涯当中，不断听及老师与同学们讨论香港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抗争政治的发展，也对这个场域产生了初步的想像和兴趣。而最常与太阳花运动相提并论、相互比较的香港雨伞运动，我也因为经济因素而未能到现场参与，又留下遗憾。
反送中运动在香港大规模爆发时，我很愿意赶赴现场，至少在刷下机票时不会犹豫太久，我身边的朋友也仍怀有“冲到现场”的热情。因此，我从台北大学的启发、到清华大学的酝酿，这次终于能够“做点什么”，来弥补过去的遗憾。同时，从学生时期作为自由的运动者，到毕业后成为被工作所箝制的普通上班族之后，我对于社会运动的“效能感”持续下降，这次的调查行动也挽回了一点我对运动参与的“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