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度逃犯条例

李峻嵘: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会撕裂”,这次则是“同仇敌忾”。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冲击警察防线,遭警方催泪烟还击。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冲击警察防线,遭警方催泪烟还击。摄:林振东/端传媒

刊登于 2019-06-12

#逃犯条例#香港#评论#李峻嵘

2019年6月12日早上,大批香港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街道,令原订当天上午11时开始《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无法如期展开。

这样的场面令人即时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对占领的想像最早来自“占领华尔街”,而2014年的雨伞占领,由警方以催泪弹清场而起:“928”当晚,香港大众就开始积累长期占领马路的经验。

事实上,没有那次雨伞运动,就难以有今次针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再占领”。因为那次的经验开拓了香港市民对抗争手段的想像,亦充实了他们的街头运动经验。

真正的无大台、无组织

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缺乏组织协调,原应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现的。但这次的社会气氛和时机,却令组织松散的香港公民社会成功发动公民抗命。

今时今日香港社运的公民抗命行动,几乎肯定是在没有“大台”——即没有组织协调之下出现的。这一脉络需回到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社运发展及雨伞运动的脉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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