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少香港青年人来说，雨伞运动或许是影响他们政治观念，以至往后政治参与的关键事件。运动结束初期，有论者提出要将雨伞运动累积的政治能量带回社区“深耕细作”，作为日后社运再次起步的起点。回顾伞后初期，香港社会运动出现了一阵“激进化”的倾向，标榜“年轻”、“本土”的行动者和组织相继冒起；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青年人的投票率更达到近届新高。然而与此同时，亦似乎有参与者对整场运动没有实质成果而感到挫败，伞运之后反而更少参与政治，政治态度更显冷淡。到底雨伞运动后这三年多，香港青年人的政治参与是增加还是减少，而当中又涉及怎样的政治态度，这既是我们要深入了解“伞后”香港政治不可忽视的环节，更是判断雨伞运动得与失的其中一个参考指标。
2018年3月，笔者与心理学系的同事共同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在香港五间大专院校共收集了1365份问卷（注一），旨在探讨伞运后香港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和参与情况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在于雨伞运动对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量度政治参与方面，有别于一般研究量度次数的多寡，反而特别询问受访者，与雨伞运动前相比，他们现在各类型的政治参与是“明显少了”、“少了一点”、“没有改变”、“多了一点”，还是“明显多了”，以突显他们在伞运后政治参与的转变。
按受访者参与雨伞运动的程度，我们将他们分为三组分析。第一组是“没有参与运动”，即从来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占领区的受访者，占47.2%；第二组是“无留宿”（可以理解为一般程度参与），即曾经最少一次到过占领区，但未曾留宿过的受访者，占38.8%；第三组是“有留宿”（可以理解为高度参与），即曾经在占领区留宿最少一晚的受访者，占14%。可以合理推断，“有留宿”的受访者当中有一部分本来就比较热衷政治，也可能有部分本身就是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人。
“深耕细作”有成果吗？
图一呈现的是三类受访者在雨伞运动后政治参与程度的转变。诚然，个别活动都有人多了或少了参与，而为了突显雨伞运动的正面影响，我们把表示多了参与的百分比，减去表示少了参与的百分比，是为不同组别在个别项目的“净增长”。从图一清楚可见，“有留宿”的受访者“伞后”在各项政治参与都有正增长，也有近一半受访者（47.8%）有于3月11日立法会补选投票，是三类受访者中投票率最高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