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特殊的6月，反《逃犯条例》修订一役，香港人不带期望，哀兵上阵，就算难言胜利，总算取得一点成果。今次群众运动中，青年人的参与和行动再成焦点。9日深夜和12日在金钟的冲突，都明显地以青年人为骨干，而今次参与运动的年轻人，有参加过雨伞运动的，但也有很多应该是“后雨伞”一代，即是说他们在五年前年纪还太小，没有参与过雨伞运动。
有趣的是，回到4月时，香港社会似乎有一种普遍印象，觉得青年人对《逃犯条例》修订并没有太大的关心，例如4月初王慧麟在《明报》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逃犯条例》修订看来是要针对商业罪行，而青年对商界非常反感，所以对反修例不以为然。放到大一点的背景中看，很多较常参与社运的朋友都观察到，香港近两三年的游行示威整体人数不高之余，亦较少见年轻人参与。一般的理解是，面对著政权的强力打压，贫富悬殊和楼价高企等问题又毫无改善迹象，年轻人感到绝望和无力，所以不再关心政治。
这些说法也许都是实际情况的一部分，但回到6月运动高峰之前，年轻人的无力感其实有多高？他们对社会运动有甚么看法？他们如何看雨伞运动？平时如何接触时事信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解答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后雨伞一代在反《逃犯条例》修订一役中“突然出现”，背后有甚么样的基础。
笔者跟两位中大同事在2014年11月对香港的大学生做过一次社交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调查研究，样本数为795人。今年3月至4月初，我们又做了一次调查，样本数为908人。两次调查均使用多阶段或然率抽样方法，以确保样本能代表大学生群体。当然，“大学生”不等于“年轻人”，但在社运场合，大学生往往是较为活跃的一群，值得特别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