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度逃犯条例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我有两位社运界朋友,带着半岁大的儿子到了占领现场。她说,儿子这么小,便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这一代可以怎样?

2019年6月16日,民阵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游行人士高举“我们不是暴民”标语参与其中。

2019年6月16日,民阵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游行人士高举“我们不是暴民”标语参与其中。摄:林振东/端传媒

刊登于 2019-06-19

#逃犯条例#香港#叶荫聪#评论

我有两位社运界朋友,带著半岁大的儿子到了占领现场。她说,儿子这么小,便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这一代可以怎样?这不禁让我想起,在“反送中”游行及占领现场经常听到的一句:“香港人,加油!”这感叹号是否该改成问号?还是干脆就是句号?

“香港人”,团结的大伞

“香港人”一词出现在政治抗争现场,既是社会运动研究中所说的运动认同(movement identity),也与日常的共同体想像有关。它成为与统治者对抗的集体身份,用来挑战及瓦解政府的正当性,这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非常管用,因为,特首既是小圈子选出,与民选议员的政党保持距离,连保皇党也随时可以弃车(可看叶刘淑仪的变面奇技)。特首甚至被人诟病为中央政府的傀儡,香港人可以大声说:“你不代表我”。香港认同带著的不单是差异,还是政治对抗。

6月12日,我到了夏悫道,感受到“香港人”在运动中的另一个作用及意义,它是团结参与者的大伞。这把大伞在这类动员中尤为重要,如果大家是透过Telegram而来的话,那么,除了自己早已认识的朋友外,谁也不太确定身旁几万群众是谁,他们是否准备冲击警察防线,他们是否愿意搬铁马筑路障,还是他们只是支援,或打算进行绝对的非暴力抗争。一名蒙著面的黑衣年轻人拿著小得可怜的扩音器(很明显,公开演说在他们的行动计划里不是很重要),呼吁众人放下差异,互相扶持,所谓“不割席”。除了大家都有共同目标,阻止立法会会议进行外,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香港人”。

信息科技发达造就个人化的大动员,但它碰上的是香港特有的政治局势。雨伞运动之后,无论是泛民、自决派或本土派领袖都遭受香港及北京政府打击,剥夺参选资格或关进牢狱,本来便分裂的反对运动进一步去中心化。在游行期间还算看到各街站冒出来,但占领时“大台”不见了,连雨伞期间的“小山头”也几近绝迹,到处是年轻面孔。奉行勇武与坚持和平者暂时抛开分歧对立,在“香港人”这面大旗下,互相协调及行动。我跟朋友开玩笑,这不是“雨伞占领2.0”,而是“占领0.0”,我称之为“零度动员”:人人拿著手机,你动员我,我动员你,产生黑压压的一群“香港人”,彼此认知不多,但情感充沛。身在人群里,不知会流向何方,面对警察清场,却又能聚合或四散,既能激烈冲撞,也能友爱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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