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度逃犯条例

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社运低潮?

伞后社运气氛低迷,政治高压愈烈,大家为甚么愿意为这个议题走出来,令集体行动踏上一个新台阶?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刊登于 2019-06-11

#郑炜#逃犯条例#香港#评论

6月9日的反“逃犯条例”游行,迎来了香港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行动。香港岛街头,尽是白衣人海。游行队伍从维园出发,走到政府总部,历时约8小时,民阵指有103万市民参与,警方数字是最高峰有24万人。

相比2003年的七一游行,这次的动员差可比拟,甚至尤有过之。当年七一游行主题虽然是反“国安条例”立法,但是当时经济低迷、管治失衡、沙士肆虐,参与者的诉求其实复杂得很。

为何今次聚焦单一议题的游行,反而令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伞后社运气氛低迷,政治高压愈烈,大家为甚么愿意为这个议题走出来,令集体行动踏上一个新台阶?

香港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

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是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以及政治菁英的内在矛盾,会为社会上的集体行动带来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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