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以来，《逃犯条例》修订在香港掀起极大的争议。继6月9号的百万人上街，数以万计的示威者于三日后堵塞了金钟附近的街道，意图阻止立法会审议相关条例草案。从各大媒体的报道可见，当天警方的清场行动可谓相当暴力，绝非如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和特首林郑月娥所说般克制，更引来了坊间不少非议。究竟，6月12日警方的清场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了甚么问题，以致出现612的场面？
香港警方应对抗争的战略风格
学术界就警队如何应对抗争提出了不少分析框架，其中最著名的是学者Donatella della Porta提出的七项分类法：
- 暴力（brutal） 对温和（Lenient）──指暴力的使用程度
- 镇压（repressive）对容忍（tolerant）──指被禁止行为的数量
- 广泛（diffused）对针对（selective）──指镇压的群体的数量
- 非法（illegal）对合法 （legal） ──指对法律的尊重
- 回应（reactive）对预防（preventive）──指干预的时机
- 对抗（confrontational）对共识（consensual）──指和示威者之间的沟通
- 僵化（rigid）对灵活（flexible）──指对示威形势的适应程度
换言之，左方代表的是强硬路线，警方会采用武力大规模镇压示威者，且态度强硬拒绝沟通；右方代表的是怀柔路线，只针对小部分激进的违法行为，注重和示威者沟通。现实上，这些分类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并非简单的二分，而警队处理抗争的风格往往在光谱的两端摇摆。
那么，警队处理抗争的战略风格受到甚么因素影响？按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是动机说，包括示威活动对政权的颠覆性和对警队的威胁；第二是权力说，即警权越大，处理示威时警队可以越高压和受到越少的监管。权力说较容易理解，但读者可能对动机说感到疑惑──难道警队不是按照法律和情况，使用最低武力来处理示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