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6月12日“芭乐人类学”，端传媒获“芭乐人类学”授权转载）
我还记得第一次站起来看升国旗，面对的是一幅五星红旗。那时刚进中学，时为1996年左右，学生们刚要学习成为祖国的炎黄子孙。
我可以直呼某国为祖国，而不用加上人类学徒最爱比的“引号”手势（大家这刻会自行脑补，我就不描述了），是因为我们都被教育看著国旗升起时，要学习爱祖国，身体不能动，不能谈话，不能窃笑。
我们要学习热爱祖国，这是身为中国人应有的事情。
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是五岁左右，在居住地坐船到中环时，自己大叫“打倒李鹏”。童言无忌，我当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叫喊，也不知道这是否真实的记忆。后来长大一点点，也会跟著电影取笑祖国的口吻，唱起“大镬饭、大镬饭，香港人民大镬饭。”
我们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被称为八十后，活在风雨飘摇的一个年代。1984年出生，那年刚好是祖国和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前途被决定的一年。
签订声明的两年前，正是英国首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仆街的经典时刻。
大概没有多少人仆街会被世人记住。首相跌倒的一刻，香港的命运仿佛就被决定了。
八十后一出生，命运就决定仆街了。
小学时，我们上音乐课学习牧童笛，我天赋不佳，会吹的就是几首歌，其中一首是英国国歌。
“个个揸住~个兜~”（每人都拿著行乞用的盘子），很多人那时还会称呼英女皇为“事头婆”，即老板娘。
刚好在香港政权移交前一年进入中学，我们慢慢学习如何成为祖国的一部份，升国旗、吃国歌，激昂地唱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认识什么是基本法，学习一国两制，然后，邓小平“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是在港产片中背起来的：
“舞照跳、马照跑，功课继续抄！”
我们的中学本来没有普通话课，而刚好是一年级的我们，就用了一个学期学习Bo Po Mo Fo。教我们普通话的老师，是在台湾受教育的中国历史老师，他还爱打乒乓球。
对不起，我一点都学不起来，小学是学霸的我，却面对人生首次有可能不及格的考试。
慢慢地，在学校进行升旗礼、集会时先唱国歌，变成大家习惯的部份。回归的那一个晚上，在电视上看著港督、其太太及三位正哭著离开的千金，和香港人挥手道别；国旗下来、国旗升起，吃著一碗举世知名的“出前一丁”作为宵夜的我，成为了见证历史的一员。
我是龙的传人（王力宏的版本比较好听），我们要认识祖国，要了解国情。学校总是会有一些机会，让我们用便宜的旅费，到祖国交流，同行还有来自台湾、澳门及香港其他院校的人。
话说回头，我就读的中学没有特别的“红”，只是当时大家都在学习成为“祖国的子孙”，相信我们八十后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试著如何去“爱我中华”。
带队的老师，以及其他老师，其实都在教育我们要当一个会思考的人。
每年六月四日， 一些学生会跟著老师到维多利亚公园，燃起烛光。
我没有参与，纯粹因为觉得路途遥远，好麻烦。
我真正第一次用脚参与香港的社会运动，是0371。当时完成中学课程及高考，准备面对放榜，在几位兄弟级的挚友互相陪同下，穿起黑衣，在大热天时走上街头，跟五十万人一起，缓慢地前进，请第一位特首董伯伯下台，撤回制订基本法二十三条的条例的提案。直到立法失败，加上各种政策失当，“脚痛”下台，董伯伯还是想维持一位慈祥老爷爷的形象。
他的一句“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让我知道，大国崛起，香港背靠祖国，成为了大众的认知。我们同时是祖国的子孙，也是香港的市民，互相依靠，而北面的叫“阿爷”，我们喝他的东江水，吃他的农产品，前途放在崛起的大国，在“内地”工作，会是多美好的事情。
进入大学，念的是首名意愿（第一志愿）人类学。当时其实没有太多想法，只是想了解文化。中学时就在图书馆阅读一些书籍了，反正我不喜欢从商，就进行入了这门“无用之用”的学科。
我还是有参与认识祖国的活动及组织，作为大学生，可以去玩的东西都不会错过；另一方面，每天听的课、读的文章，愈来愈挑战我在过去数年建立的“祖国的子孙”的认同。有一位老师说，身份认同就像我们在超市中找东西，另一位老师，带我们吃出一个地方文化认同，还有老师介绍，海外华人和“中国人在海外”的分别，不看历史，我们不会知道自己是谁。
在二年级的暑假，我为能住进学期暑期宿舍来找借口，申请了一笔小经费，研究“精英大师”与香港身份认同的关系。
精英大师是谁？
牠是曾战无不胜，代表著优越感满满的“香港精神”的一匹马。如今，精英大师在澳大利亚养老，就像一些人的想法：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如果我现在重写这篇报告，大概会起另一个标题：“舞照跳、马照跑：香港精神去哪了？”
接下来的，就是“祖国”离我们愈来愈远。
不止是我更专注进行香港及台湾的研究，而且我更希望以“香港人”自居，把“祖国”用引号手势框起来。
“你是香港人？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香港人？”这种问卷问题曾在香港盛极一时，如今好像没多少人再这样设计了。
人类学的训练，让这世界多了一个怀疑自己是谁的人。
“祖国”离我们八十后愈来愈远的想法，是一个12年的田野发现。根据我的研究资料，无可否认的是，中港边界的建构是建基于信心，起初是香港市民对中国供应香港的食物有安全的考虑。可是，2008年可说是中港关系的小阳春，因为中国队在北京奥运取得佳绩，加上经济表现相对全球其他地方为佳（至少帐面上），使分析者不能忽视各种“爱国爱港”的居民。近年的土地正义运动中，支持者对中国资金进入香港新界土地市场，以及香港政府施政不当、倾斜中资、发展商及亲中团体，表示极度不满；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其中的万人包围立法会，就是对政府容许一地两检（在香港境内让中国部门执法）的反击。在我亲身的经验及观察中，八十后的一群不再以“祖国”称呼对方，在国际足球赛也不愿意唱国歌。
因为有台湾的工作及研究经验，我也改以“中国大陆”来称呼对岸，而非“内地”。
香港和台湾研究的进展，则让我对作为学术界“中国研究”的成员充满了自我质疑。在缺席大部份的雨伞运动后，藉著支持“罢课不罢学”的精神，我在共学机构教授了一门“中国研究的反思”课程，和学员的讨论围绕“如何/为何成为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等问题。
人类学的训练，让这世界多了几个怀疑自己是谁的人。
没有这种自我反思，我们也许会比较容易成为顺民，而非公民；而公民的伟大，正正是在于我们愿意反思，为何人需要国家，还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类学徒常常伤心，是因为我们不能单纯地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事实”；人类学徒常常面对两难，是因为身份认同根本政治化，而身边的人每天跟我们说不要这么政治；人类学徒常常软弱，是因为既想作为参与者往前冲，但又要退后一步当观察者；人类学徒会心脏愈练愈大，是因为再大的恐惧，也不能阻上我们让弱势发声的决心。
香港在超过一世纪的殖民与后殖民过程中，让人类学徒愈见倾心。世界上没有一个静态的社会，也没有一个去政治的文化。人类学徒也是人，我愿意坦然面对我的身份认同，因为我知道这一辈子也要纠结在“国籍填哪里”的沉思。
尽管人类学徒怀疑人生也怀疑自己，但我现在知道，来世，我还要做香港人。
（郑肇祺，港人、加拿大University of Calgary 人类学博士；现为台东大学文化资源与休闲产业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