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六四後，中美關係、地緣政治與進退失據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1990年3月至5月初，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先後宣布從蘇聯獨立。蘇聯政府當即拒絕承認三國的獨立主張，並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和禁運作為懲罰。

同年6月1日，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鮑勃·多爾（Bob Dole），向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威脅道：蘇聯必須馬上調整其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政策，否則美國將撤銷蘇聯的「最惠國（MFN）」待遇。戈巴卓夫（戈爾巴喬夫）反唇相譏：「天安門屠殺之後，你們一如既往地延長了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樣看來，莫非我們也得在立陶宛實施軍管戒嚴，才符合你們的要求？」

戈巴卓夫這番話雖是外交辭令，卻着實擊中美國人的軟肋——畢竟六四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殊（老布什）對中國政府的縱容袒護態度有目共睹，美國國內輿論早已一片譁然，此時既被蘇聯人當面戳穿雙重標準，也只好啞口認栽。不過話說回來，老布殊在後天安門時代的對華政策固然飽受詬病，但其後來者改弦更張的嘗試，同樣未能達成預期的效果。

時過境遷，本文試以老布殊與克林頓兩任總統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為切入點，追溯六四之後的中國政府，何以能夠「逃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制裁並從容壯大，最終反過來威脅到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本身。

六四後，美國的對華政策

在八九民主運動的整個過程中，美國政府保持着令人尷尬的沉默，從未對中國方面升級「動亂」指控、恐嚇外國記者等強硬舉措做出任何反應。6月5日，天安門清場的第二天，老布殊曾在國內壓力下宣布暫停對華軍售，但拒絕了實施經濟制裁或召回駐華大使的建議，反而呼籲美國國內「不要只看此刻發生的事情，而要想到美國的長遠利益」。

6月20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暫停與中國政府的高級別接觸，並提議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暫停對華貸款；但就在同一天，老布殊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密信，強調兩人之間的「老朋友」關係，發誓自己從未打算對中國「應該如何處理內部危機」指手劃腳，目前的少量制裁僅僅是自己身為總統不得不採取的姿態，自己正在極力抵制美國國內其它「呼籲採取更強行動的雜音」，絕不會讓這些雜音破壞中美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老布殊果然對「老朋友」鄧小平言出必踐。幾周之後，老布殊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訪華，對華軍售也從波音軍用飛機開始逐步恢復。到了1989年底，老布殊連續做出幾個「對華利好」的大動作。比如11月30日，老布殊趁着國會休會，否決了參眾兩院全票通過的延長在美中國留學生簽證、以免其學成歸國後遭受政治迫害的法案。12月19日，老布殊允許美國進出口銀行（美國聯邦政府的官方出口信貸機構）提供中美商貿貸款（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成為新政策的第一個受益者，翌年1月份從該渠道貸款九百多萬美元），同時批准了休斯飛機公司（Hughes Aircraft，美國空軍曾經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後被併購分拆）對中國的衞星出口。進入1990年，老布殊更是宣布，不再要求世界銀行或其它國際組織凍結對華貸款。國際貸款凍結是六四之後中國領導層最為擔憂的經濟制裁手段；老布殊的做法，令中國政府大大鬆了一口氣。

然而老布殊為何如此主動地為中國政府緩頰？要理解其背後的思路，我們首先必須把鏡頭焦距拉長，從六十年代末美國冷戰外交路線的轉變說起。

兩場冷戰

一場是作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爭的冷戰，另一場是作為美蘇（以及後來美日）地緣爭霸的冷戰。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美蘇雙方均意識到核戰爭的兩敗俱傷，關係反而因此大為緩和；與此同時，中蘇交惡、以及毛澤東的熱衷於向全世界「輸出革命」，令美蘇雙方共同擔憂起中國這枚「定時炸彈」（1967年的蓋洛普民調顯示，71%的美國民眾認為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高於蘇聯，只有20%認為蘇聯的威脅高於中國）。尤其在1964年中國試爆原子彈成功之後，美國時任總統莊遜（約翰遜，詹森）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佐治·邦迪（McGeorge Bundy，麥克喬治·邦迪）曾與蘇聯駐美大使阿納託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達成默契，一旦中蘇之間爆發戰爭，美國將站在蘇聯一方，聯手解除中國的核戰鬥力。

於是，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衝突爆發後，多勃雷寧依循莊遜時期的慣例，向新官上任未久的尼克遜（尼克松）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季辛吉）通氣。蘇聯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尼克遜與莊遜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尼克遜眼中，蘇聯才是美國爭霸全球的頭號敵人，而與蘇聯發生爭端的中國，恰恰是美國遠交近攻、夾擊蘇聯的天然盟友（1968年蘇聯對「布拉格之春」的鎮壓，令反蘇論調在美國政界抬頭，使得尼克遜有底氣與蘇聯翻臉，但尼克遜本人拉攏中國的思路早在1965年出訪亞洲期間便已成型）。在得知蘇聯正向中蘇邊境調兵之後，美國政府對蘇聯提出了嚴重警告，正式在中蘇問題上轉換立場，站到了中國一邊。此後的尼克遜訪華，自是不需贅述。

此後二十多年裏，由於白宮（除了卡特的四年任期外）絕大多數時間都由共和黨坐鎮，尼克遜/基辛格對美、蘇、中三國關係的理解也就奠定了美國在冷戰後半段的外交基調。無論是高擎「新自由主義」大旗的雷根（里根），還是風格「低調務實」的老布殊，都對中國表現出遠超其它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甚至許多「自由世界」盟友）的偏愛。這種偏愛尤以老布殊為甚：畢竟他最初邁入外交領域，正是在尼克遜、基辛格時期出使中國，因此能夠自命為中國（官員）的「老朋友」；同時，在尼克遜/基辛格手下工作的經歷，更導致其外交思路深深打下二者所標榜的「現實主義外交」烙印，並且老布殊任上的核心外交團隊（包括天安門事件後秘密訪華的斯考克羅夫特），也都是基辛格一手栽培的「現實主義」衣缽傳人。

按照「現實主義外交」的思路，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並不重要（或者說重要性僅僅在於其對地緣政治或其它現實利益的影響），外交的關鍵在於通過適時的合縱連橫，保證地緣勢力的平衡（或者本方霸權的到手）、區域內部的穩定、以及商業貿易的發展，並且不惜為這些方面的利益最大化採取不亞於其意識形態敵人的兇殘手段（譬如中情局在拉美各國通過血腥政變扶持軍事獨裁政權，基辛格主導「菜單行動」等對柬埔寨平民的地毯式轟炸，等等）。在此思路指導下，尼克遜/基辛格-雷根-老布殊一脈的對華政策始終圍繞着兩條最核心的線索展開，一是聯合中國遏制蘇聯（或美國的其它地緣競爭對手），二是為美國商業界打開中國市場；而中國的「內部穩定」，則是實現這兩個戰略目標的必要前提，自然需要不惜一切代價維護。

誠然，隨着戈巴卓夫改革的開展與蘇聯經濟的凋敝，老布殊對蘇聯的敵意與懼意不再如其前任那樣強烈。但與此同時，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日本威脅論」逐漸流行全美，「中美戰略聯盟」有了新的假想敵。1987年，三名共和黨議員在美國國會的大門口上演了持錘砸爛東芝牌收音機的行為藝術。1988年，美國國會幾乎是專門針對日本，而制定了《全面外貿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1989年4月底，就在中國政府對學生運動發表措辭強硬的「四二六社論」之後三天，美國政府正式將日本定義為「不公平貿易國家（unfair trading nation）」，並宣布實施報復。

於是，在蘇聯勢力衰退、日本迅速崛起的「地緣政治劇變期」，中國依舊是美國「現實主義者」心目中維持亞太均勢、對衝日本威脅、防止區域動盪的核心戰略伙伴。六四屠殺發生後，老布殊曾私下向尼克逊諮詢應對措施，尼克逊正是據此建議他對中國政府罰酒三杯大事化小，以免破壞「中、日、蘇之間的平衡」。

倘若借用一些論者的說法，1989年春夏之交其實同時發生了「兩場民主運動」，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其實同時發生着「兩場冷戰」。

一場是作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爭的冷戰；冷戰後期「雷根-戴卓爾（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在「自由陣營」內部的「奪權」、以及隨後這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流行，導致了八九期間「學生民主運動」與「工人/市民民主運動」的相互隔膜、以及後者在主流紀念敘事中的被遮蔽。

另一場是作為美蘇（以及後來美日）地緣爭霸的冷戰；由於中國是美國壓制蘇聯（以及日本）的核心戰略伙伴，因此在首重地緣爭霸的美國主事者眼中，追求民主而遭殘酷鎮壓的普通中國民眾，自然只是外交上可有可無的犧牲品。

在此背景下，便不難理解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何以能夠促成柏林牆的倒塌、蘇東集團的解體與冷戰的終結，卻無法動搖「自由陣營」領導人與其手上沾滿鮮血的「中國老朋友」把酒言歡的熱情與決心。

人權與自由貿易：中國如何被全面擁抱入世貿體系

懷舊式的假設，恐怕都太過高估了現實中「人權掛鈎」路線真正起到的作用。

整個八十年代，美國主流媒體有意無意地配合着美國政府的親華路線，為美國公眾營造出了一個既古老神秘又虛心開放的東方大國形象。全世界鏡頭注視下的血腥鎮壓，將這個公共形象狠狠地砸了個粉碎。根據蓋洛普民調，1989年初，高達72%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抱有好感，不到一年後，這個比例跌落到39%；儘管美國民眾對老布殊的整體外交工作評價頗高，但大多數人強烈反對其在六四後的對華外交路線。

在這種情況下，老布殊團隊很快發現，試圖以尼克遜/基辛格式的「現實主義」話語來「開導」民眾已經不再管用，於是不得不調整口徑，挪用批評者的「人權外交」話語，改從工具主義的角度來為自己一味袒護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辯護：與中國維持正常的商貿往來，是為了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會壯大，民眾「倉廩實而知禮節」，自然會對法治建設、權利保障與政治問責產生更強烈的需求；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看到了自由市場的好處，自然會樂於發展與自由市場相配套的法律與政治框架；如此這般，中國朝野一拍即合，其自由化與民主化也就水到渠成，指日可待。這就是俗稱的對華「接觸（engagement）論」。

「接觸論」的直接靈感來自於政治學界二十世紀中期鼎盛一時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其觀點若一言以蔽之，即經濟現代化終將導致政治現代化（也就是民主化）。作為一個學術流派，現代化理論早在七十年代便已衰落；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它卻從九十年代起長期佔據了舞台的中心。這無疑與冷戰終結之際瀰漫於西方世界的必勝樂觀心態有關。

不過「接觸論」並非老布殊政府的話語專利，其批評者同樣可以用它來主張另一種對華思路：既然接觸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政治變革，那麼隨着中美接觸程度的加深、中國經濟越來越倚賴於雙方商貿關係的維持，美國不正可以通過「減少接觸」的威脅，來向中國政府施壓、促其變革嗎？如果不在這種至暗時刻積極採取措施、利用過往接觸積攢的籌碼推進變革，一味增加經貿接觸又有何意義？而本文開頭提及的「最惠國待遇」，似乎正是最順理成章的籌碼之一。

1974年，美國國會出台法案，對總統授予「非市場經濟」國家（亦即共產主義陣營國家）最惠國待遇的外貿裁量權加以若干限制。然而從1980年開始，美國府院上下均對中國網開一面，從未撤銷其最惠國待遇，中國商品得以低關税大量出口美國市場，輔助拉動了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騰飛。六四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主張，美國應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其人權狀況掛鈎，以關税壓力迫使中國政府作出改革。老布殊對此極力抵觸，但隨着1993年克林頓上台，主張將中國人權狀況與最惠國待遇掛鈎者終於有了用武之地。從那時起，直到2000年底美國國會正式授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地位（1998年美國將「最惠國」改名為「正常貿易關係」）之前，每年五六月份的國會聽證會中，圍繞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美國的對華經貿政策，都會上演一場激烈的交鋒。

二十多年後，隨着「中國模式」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衝擊、「習近平新時代」黨國體制的夯實、以及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不少論者開始緬懷起九十年代的「人權掛鈎」路線，認為美國授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並於次年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一個在自廢武功的同時養虎為患的巨大戰略錯誤；放任一個掌握在專制政權手中的龐大市場無條件地加入全球化進程，不僅大大提高了專制者的經濟績效，令其政經「模式」平添誘惑力，而且扭曲了民主國家內部的經濟分配，促成民怨的積累與民粹主義浪潮的爆發。亦有論者認為，倘若「人權掛鈎」路線延續至今，過去兩年間困厄於新疆「再教育營」的百萬維吾爾族人，便可像九十年代「自由西藏」運動者的訴求那樣，藉着一年一度聽證會的機會，得到全世界更多的關注與聲援。

然而這些懷舊式的假設，恐怕都太過高估了現實中「人權掛鈎」路線真正起到的作用。誠然，每年的國會聽證，給了人權活動家與異議人士一個難得的舞台，讓他們有機會站在鎂光燈前提醒全世界不要忘記那個專制政權犯下的滔天罪行；作為外交姿態，中國政府也每每在最惠國期限將至前，象徵性地釋放幾名政治犯，允許他們離境「就醫」，以便給美國方面一個維持現狀的台階。但掛鈎的「成果」恐怕也就僅止於此了；在那幾年間，無論聽證會上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有多少義正辭嚴的批評與聲淚俱下的指控，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從來沒有被真正撤銷過一次，並且越到後來，中美雙方政府越對這一結果的篤定出現心知肚明。中國人權狀況與最惠國待遇的掛鈎，在現實政治角力中很快淪為形式與雞肋，最終遭到放棄其實只是順水推舟。

這一結果其實不難想見。畢竟中美商貿「接觸」帶來的經濟效益，並不只有中國單方面在消受；美國倘若當真撤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僅從經濟層面上說，乃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做法。因此，「人權掛鈎」政策一旦擺上議程，決策者便不得不面對來自國內各路商業利益集團的遊說與誘惑，以及選民基於直觀經濟體驗與願景而施加的選舉壓力，並往往最終選擇妥協。與此相反，早已大開殺戒的威權統治者們，卻可以用鐵腕手段壓制民眾對經濟績效的不滿，從而在外貿對峙中掃除後顧之憂。當然，這種泛泛的對比只是紙上談兵，現實中還要考慮到制裁方與被制裁方的種種具體情況；但中國恰恰不是一個不起眼的威權小國，而是正在崛起中的威權超級大國，僅以美國一國之力「威脅」可能採取經濟制裁，完全不足以起到動搖國本的震懾效果。

雪上加霜的是，「人權掛鈎」路線的實施除了要克服國內壓力之外，還存在國際層面的額外困難。即便拋開「自由世界」內部（比如前述美日之間）的地緣競爭與貿易糾紛不提，各國在面對一個掌握潛在龐大市場的專制政府時，一致置眼前的「自由貿易」紅利於不顧、採取將人權與貿易掛鈎的集體行動而不互相拆台，在國際政治中顯得痴人說夢。畢竟，「自由世界」中的其它國家，與美國面臨着相同的內部壓力：商業利益遊說，以及選民績效問責。

事實上，早在廣場血跡未乾、連老布殊政府都尚未宣布放棄要求世界銀行或其它國際組織凍結對華貸款的政策時，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便已躍躍欲試地規劃着擴大在華投資。類似地，1993年11月，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搶在克林頓與江澤民的西雅圖會談之前，帶領40名德國商界大佬訪華，簽下了價值20億美元的訂單。面對外界「為何不同心協力施壓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的質問，科爾理直氣壯地解釋道：「國際市場就一個相互競爭的地方，不是我們拿到合同，就是我們的朋友拿到合同。機會擺在眼前，我們當然要捷足先登。」

當然，代表商業利益的遊說者若要萬無一失地阻止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實際撤銷，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效應與選舉得失的算計上，還必須提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以抵消「人權」這一理念的光環。老布殊時代「不需附加人權條件、單靠商貿接觸即可改變中國」的工具主義辯護固然可用，但「雷根-戴卓爾」以來新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冷戰中的大獲全勝，也為另一套話語的大行其道鋪平了道路：「自由貿易」本身就是一種內在價值，國際貿易的「自由」與國內市場的「自由化」，既是「公平原則」的要求，又是消費者的「基本權利」之一，與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重要性並無軒輊、甚至恐怕更高一籌。

於是，在「接觸論」的工具主義版本與「自由貿易內在價值論」雙管齊下的自我麻醉下，到了世紀末，美國的決策者們終於完全拋棄了（從未下定決心落實、也從未真正得到落實的）「人權掛鈎」路線，毫無保留地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自由貿易」體系。

沒有一處政治能獨立於全人類的政治而自存

從1989天安門屠殺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十來年間，六四問題不但是美國對華關係的喉中之鯁，也是整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燙手山芋。「自由世界」的各國領導人既不能心安理得地迅速遺忘眼皮底下發生的慘案，又無法擺脱經濟利益的誘惑與選舉政績的壓力，因此在面對中國市場與中國政府的「捆綁銷售」時欲迎還拒、進退失據。其最終通過自我麻醉卸下心頭的道德負擔、為中國敞開世貿組織的大門，雖非歷史的必然，卻是既有國際秩序局限與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內部政治經濟邏輯下最為順理成章的結果。

事隔六四屠殺三十年，世界局勢迭經變遷，當年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與「中國崩潰論」，逐漸被截然相反的論調所取代。放眼當下，一面是劊子手政權屹立未倒，另一面是運動參與者們曾經嚮往的「（西方）民主政治」深陷右翼民粹主義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這樣的局面，與後六四時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應對失措（或者說根本無力應對）有着莫大的關係。

正因如此，倘若我們不願就此沉淪於悲觀絕望，而仍願積極構想並追求一種好的政治生活，則這種構想便不能囿於一國一地，而需要與對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模式的根本改造相對接。畢竟，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沒有一處政治能夠獨立於全人類的政治而自存。

（林垚，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