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上）

「這是我第一次去大陸，」高源流生平第一次踏上大陸就是為了採訪，而且是舉世震動的六四事件。

高源流當時是台灣《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副主任，以往主跑司法、社會新聞，和國際、大陸新聞距離很遠。之所以在六四時被派到北京，高源流回憶從五月學生運動開始，每天編前會總要花很長時間討論最新情況。五月下旬，解放軍將動手鎮壓的傳聞無日無之。總編輯開始物色資深記者增援北京。「他說要有採訪經驗，懂得趨吉避凶，總編輯剛講完，眼睛就一直看著我，大家就只看著我，……就是你，這個是你最有經驗，你去！」

高源流訂下六月三日下午飛香港轉北京，同行的還有大陸新聞中心主任蒲叔華。落地後發現預訂飛北京的班機停飛，會不會、什麼時候恢復沒有人知道，只能在機場坐等。正在回報，台北告訴他解放軍已經進城鎮壓，當下情況危險，要求高、蒲兩人先回台北。

「我人都在香港了，你要我再回去，這不是臨陣脫逃嗎？既然來了，就再等等看。」

到晚上九、十點，班機恢復，上了機「我我前後坐的都是大陸人，他們還很不安的問我，你怎麼這時要去北京？我都不敢講為什麼，只說去做生意。」

「北京機場燈都是暗的，也沒有什麼海關的人。」在行李轉盤邊，一位「個體戶」來拉生意，問高源流兩人要去哪裡。進市區？對方回答今晚不可能，只能到接近市區的麗都飯店，天亮再見機行事。

「那時候北京幾乎失去秩序，沿路都是解放軍的車子，軍車、裝甲運兵車，也有坦克車。我一生沒有見過這麼多軍車」。高源流從車窗往外看，有些解放軍士兵就在軍車底盤下和衣就寢。載他們的「個體戶」司機邊開車，邊喊「解放軍萬歲！」「解放軍萬歲！」還把手伸出車窗揮動著。

為什麼要這麼喊？「他們說這樣比較容易通過」。果然沿途沒有任何人盤查，一路開到麗都飯店。

行李轉盤邊的「個體戶」

胡元輝也是在行李轉盤邊遇上「個體戶」司機招攬生意。他比高源流晚三天，六月七日晚間降落首都機場。 胡元輝當時是《自立晚報》採訪主任，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來接下駐京記者黃德北的棒子。黃德北從學運初期就在北京採訪，經歷廣場抗議、學生絕食、解放軍進城鎮壓，身心俱疲，而且經費用盡，有些帳單需要胡元輝來「解決」。

胡元輝和高源流受訪時不約而同提到，自己是帶著上萬美元進大陸，有現金、有旅行支票，在1989年，這筆錢在台灣已經可以付買房子的訂金。除了現金，兩人也都提他們另外還帶著十來個「金戒指」、「金項鍊」，以備碰上「留下買路錢」之類的不時之需。

胡元輝和個體戶司機談好的進城車資是500美元，原本就很窄的車裡，胡元輝坐在中間，左右各有一位「乘客」，胡元輝問這些人是誰？司機只答「他們可以保護你」。車子開出機場不久，忽然一轉彎開進樹林裡，停在一座貌似農舍的住宅前，司機和同乘的「乘客」問他：身上有沒有美元？

「車子一轉彎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我想奪門而出，但也只能『想』，因為我的腳在發抖。」他暗忖著，自己把一萬美元分三個地方放，皮夾裡是800元，其它在身上另處和箱子裡。他抽出皮夾，告訴司機，有800美元。

「好，我們跟你『換錢』」，按當時的市場價格，100美元應該兌800元人民幣，但司機的「匯率」是100美元兌200人民幣。「換錢」之後，個體戶司機將胡元輝載到城外一處飯店附近，一見燈光就趕他下車，胡元輝自己拎著行李走到飯店。

胡元輝事後回想，自己之所以沒有碰上「更壞的事」，可能是因為他最初跟司機說，自己是應作家協會邀請來參加活動，市區裡有領導正在等著我。司機忌憚如果胡元輝沒有赴約，恐怕引發公安強力調查。

「不可能說是來採訪，但我行李裡頭有一大疊稿紙，就跟他們說我是作家好了！」胡元輝笑著說。

只要在大陸的記者，都到北京報到

六月四日一大早，高源流搭上同一部車繼續往市區走，通往市中心的路上有不少路障，「那個司機很厲害，到處轉，遍地都是碎石頭、碎鐵塊，撞爛的鐵欄杆。沿路可以看到被燒的卡車、軍車，有些還在冒火、冒煙……。」

和同事會合前，高源流和蒲叔華請司機先開到北京飯店，這裡離天安門廣場只有五、六百公尺，兩人希望先看一看現場情況。一夜清場之後，廣場四周仍然氣氛嚴峻，還沒走到天安門廣場就撞上一條封鎖線，軍人趴在地上，槍口朝外。成排的軍人後頭是成排的坦克。

高源流看著看著，臥姿的解放軍突然向兩邊散開，坦克車向著群衆前進，抗議者紛紛走避，邊逃邊罵。這時車上的機槍突然打響了，高源流連忙拉著司機跟著群眾避開，他說，所幸它是對著天空開槍，沒有打中或打傷人。

如果在舊報紙上點數記者的名字，會認為當時《聯合報》為了北京學運派出了龐大的採訪團。但其實並不是，所有參與報導的記者，只有王震邦是為了採訪學運而到北京，其它都是因為不同的事件恰好在大陸，都被要求留在北京。例如採訪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訪華的孫揚明和翁台生、採訪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陳承中、參加其它行程的藝文組記者景小佩等等。原本到福州採訪偷渡集團的汪士淳，也在五月中到北京加入採訪，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天安門廣場留到最後一刻，報導了學生、教授和市民最後撤出廣場的情形。

有趣的是，1989年儘管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已經解除戒嚴，但兩岸關係體系尚未完整建立，中共統治大陸的事實還不完全被政府承認。因此《聯合報》依照政府規定，記者署名仍是「北平報導」。

「肖斌事件」之後，所有人都沈默了

胡元輝所屬的自立報系有《自立早報》和《自立晚報》兩份報紙，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非常重要的反對派報紙。1987年9月，自立報系率先衝撞政府禁忌，派記者李永得、徐璐前往大陸採訪，寫下台灣新聞史上的重要一頁。

自立報系這次的規劃是在鎮壓之後加派胡元輝到北京，另一位記者到上海。胡元輝在北京採訪六四後續，之後北京交給徐璐，胡元輝自己轉往成都，沿長江往東一路採訪；到上海的記者南向採訪沿海城市。自立報系希望藉助這個行程，比較完整描寫當時中國各地情況。不過宥於六四之後的嚴厲氣氛，這兩條路線都沒有走完。

六月八日一早，胡元輝雇了一部車前往北京大學，車費要價100美元。他想試試能不能訪問到一些市民對事件的看法。到了北京大學外，還沒有進學校，就看到人行道上擠滿了市民，人人都在高談闊論，找受訪者完全不是問題，甚至「你不必開口問，只要靜靜旁聽，都可以聽到一堆可以寫報導的材料。」

但情況在「肖斌事件」後隨即改變了。肖斌是一名來自大連的工人，六四事件時他在北京出差，目睹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接受美國ABC電視台採訪，講述了自己見到軍隊鎮壓的情況，包括推估的死傷人數。新聞一播出，肖斌隨即遭到大連警方逮捕，日後被判刑十年。

「電視上就出現一張字卡、一條新聞：『造謠大王肖斌抓到了』，從那時開始，路邊再也聽不到有人談論這件事，也不會有人接受你的採訪了。」胡元輝說。

蹲著就不要站著，該趴著就不要蹲著

軍隊進城鎮壓後的幾天，北京城氣氛依然肅殺。高源流和孫揚明曾經目睹一輛戰車在馬路上，士兵以機槍射擊一幢房屋，子彈在牆上打出一個一個彈孔，水泥碎屑四濺。孫揚明說，戰車攻擊民宅的原因，是裡頭裡疑似有人持槍射擊士兵。

碰上這種情況，「大家都在台灣都當過兵的，該蹲著就不要站著，該趴著就不要蹲著。」孫揚明曾在六月四日凌晨，遇過一次「一股很熱的風擦過臉頰」，是不是子彈，他也不敢肯定。另一次，一顆催淚彈就在他腳前炸開，逼得他閉住氣，摸到身邊的腳踏車，拼命騎出幾十公尺才換了口氣。孫揚明回憶當時語氣輕鬆，說那時並不太擔心自己真的會有生命危險。

高源流也說自己不曾有過「接近死亡」的感受。最驚悚的一次經歷，是軍隊鎮壓後兩、三天，他和孫揚明騎車出門採訪，騎過紫禁城靠東側的圍牆，遠遠看到路的那一頭是兩輛坦克車，一大隊士兵站在兩側，整條路只剩中間一條通道。

要不要往前走？ 高源流說，就在他倆進退兩難時，對向一位老人騎著車過來。「他低著頭一直騎，都沒有看我們，騎到我們旁邊嘴裡就念著：不要回頭，不要回頭，不要回頭，不要回頭……」得到老人的「忠告」，兩人硬著頭皮繼續往前，騎過坦克車和解放軍中間時，「我第一次感覺到『毛骨悚然』這個字，那些解放軍可能一進城以後都沒有休息，全身髒兮兮，眼睛都是血絲，他們就這樣一直看著我，我真的是背脊發涼。」

「你那時穿著是什麼樣子？」

「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陸人的樣子，我腳上還是一雙NIKE球鞋」，高源流回答。

衝突的痕跡迅速抹平

天安門事件期間，不少外地青年學生、工人和民眾也到北京參與聲援。胡元輝曾經搭上一趟往天津的火車，看看這個左近北京的城市，有沒有留下民主運動的跡象。

車廂裡有不少年輕人，胡元輝攀談了幾位，有人就提到自己是進北京參加運動的學生。就在談話之間，車廂裡出現三名軍警，「隨機抽點」盤查行李。「『你，打開行李』，大概三個人就有一個被點到，必須打開行李讓他們檢查。」胡元輝親眼目睹，一位青年的行李箱打開之後，發現裡頭有一張運動期間的傳單，立刻就被帶走。「如果是我被點到，那真的完了。他只有一張，我行李裡有二、三十張啊。」

結束了在北京階段的採訪，胡元輝開始走預訂的成都行程。但當時國台辦嚴格監控在大陸台灣記者的動向，怎麼可能隨便讓他前往成都？胡元輝說，那時是以採訪「都江堰」和「貓熊保育基地」的名義提出申請，而國台辦也真的准了，但同時也派人隨行。
成都是六四事件期間另一個發生激烈衝突和嚴厲鎮壓的城市，當時就有傳聞位於市區的「人民商場」整個被燒掉；錦江賓館也發生激烈衝突等。只是在隨行中共官員的監控下，胡元輝除了老老實實採訪「都江堰」和「貓熊保育基地」外，沒有辦法獨立進行任何採訪，看著手上可以聯絡採訪的電話，一個也不敢打。

胡元輝的確住進了錦江賓館，傳聞裡在衝突中被打碎的大廳吊燈的確不在了，但其它地方看不出任何異狀。車子路過人民商場時，土地一片平整，偌大的商場就像憑空消失了一樣，完全沒有暴力鎮壓的痕跡。

這趟不成功的成都採訪之行一直被胡元輝擺在心裡。他說，在後來的採訪裡，他有機會採訪許多大陸人士，有一次真的碰到一位來自成都的教授，胡元輝談起89當年的傳聞與報導，那位教授回答，當年自己就是參加抗議的學生，錦江賓館和人民商場的事，大致都是事實。事後這一席談話更讓胡元輝感慨，極權政府抹除社會記憶的效率，可以如此驚人。

長長的撤僑車隊直奔機場

在北京，聯合報採訪團原本住在和平賓館。高源流回憶，六四後全市氣氛肅殺，住客漸漸搬走，賓館到最後只剩下採訪記者。有一天凌晨三點，門外有人拍門要求查房，高源流回憶，進房公安人員荷槍實彈，上上下下把房間翻了個遍，但沒有查扣任何裝備物品。當時採訪團發稿回台北全靠一台傳真機，當時就在床頭，但高源流猜測，當時傳真機還是非常罕見的東西，公安應該不知道這是什麼，或者以為是旅館物品，才逃過被沒收的噩運，採訪團也能夠繼續發稿。

經過查房之後，採訪團決定搬到建國飯店。當時幾乎所有還留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住在這裡。牆上貼滿了各種語文打印的使館通告。西方記者進進出出，晚間還有菲律賓樂隊演奏，和門外的北京城仿彿是兩個世界。

六四事件期間，西方國家也在北京啟動撤僑作業，「那個情景就像二戰或者逃難電影一樣」，高源流說自己生平第一次見到撤僑，「大使館他們通知僑民到大使館報到，之後就派出車隊，一次總有十多部，有轎車有廂型車。是英國，車頂、側面就貼英國國旗，還有美國國旗、日本國旗」，時不時就見到一支支車隊呼嘯而過，直奔機場。在機場，主要西方國家的撤僑工作似乎都由美國負責，美國國務院在機場設了一處櫃台，停機坪上專機待命，「一坐滿就起飛往東京，像巴士一樣」。

說起撤僑，高源流地沈默了半晌，說起一件沒有公開過的事。

「事實上我們那時在和平賓館，『收容』了一對帶著小嬰兒的夫妻。」高源流說，這件事並不是採訪團每個人都知道，因為這家人非常低調地住在飯店裡。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中國公費留學生，學成返國服務不久，妻子是台灣人，曾經是聯合報系員工，在美國認識了先生，兩人在美國結婚，生下一個孩子，一家人一起回中國生活。

高源流說，這家人的男主人在學運期間，出於滿腔熱血參與了部分活動，六四之後深怕遭到秋後算帳，妻子於是出面向採訪團裡的老同事求助，躲進了和平賓館。

「我在機場的時候一看美國外交官有人在那邊，我就想到這幾位可以送走」，回飯店後，高源流問清楚孩子是在美國出生，確實有美國籍，就說動男女主人同意，第二天收拾行李，一大早就用採訪團的車將他們送到機場。

一進機場直奔櫃台，高源流拿出孩子的護照，問「這位能不能撤僑」？美國官員回答當然可以，細看發現是個小嬰兒，忙問「他的爸媽呢？」這時男女主人上前，各自拿出護照，「他們一家人三種護照：媽媽拿中華民國護照，爸爸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小baby美國護照。」

登記結束，一位美國官員引著三人往出境通道走，「他們走在那條通道上，我一直提心吊膽，就怕有人會把他們擋下來」，直到三人走到盡頭，準備上飛機，「他遠遠的這樣轉身過來，跟我揮揮手，我也跟他揮揮手，從此我再也沒見過他們。」

這個孩子，現在應該也過三十歲了？

「對！差不多。我跟你講，如果沒有送走他，他後來的命運我就不曉得了。後來我常常想到這件事情，想著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