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所听所看的都是一缕缕生命丝线，如果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令人困惑的记忆线棒中抽出，那任何能人都能把它们编织成最贴合心意的各种信仰衣装。（The things a man has heard and seen are threads of life, and if he pull them carefully from the confused distaff of memory, any who will can weave them into whatever garments of belief please them best.）—— The Celtic Twilight, William Butler Yeats
记忆是私密的，不过，个人的记忆也能被抽丝纺线，与他人的记忆缝合，编织成一幅宽博纷陈的记忆繁景。记忆属于个人，也能被集体拥有。然而，这袭记忆的宽袍如何被编织、渗染和裁剪，却是一趟曲折的斗争过程。六四的记忆，就是一场斗争。
在香港，二十多年来的6月4日晚上，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荧荧不灭；悼念、回忆和反思六四，是这个距天安门千百公里的小岛的年度大事。时值30周年，一波波纪念与回顾早在3月披纷延展，鲜活沉甸的亲身见证，甚或是历经年月淬砺的锐利评价，蒸得满城尽是六四的舆情气氛。然而，在一河之隔的中国大陆，官民对六四依然讳莫如深，网上删帖封杀，网下抓捕扣查，务求把记忆从人民的脑中漂去。
“从学术角度，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并非必然，需要解释它如何生成，为何能延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对端传媒说。过去10年，他与陈韬文合作研究六四 —— 30年来香港人念念不忘的集体记忆，分析它的生成、延续，以及面对的挑战。在〈香港不能忘记六四之谜〉一文中，二人把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社会过程，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经验、利益、价值观等出发而进行斗争、商议及互动，试图影响社会对过去的记忆”。历史事件能否再现于公共视界，进而被铭记为社会整体的记忆遗产，与不同时代的政经形势息息相关，因著各方持份者的拉锯互动而被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