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

读者十论:你的,我的,毁灭的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图:端传媒设计组

端传媒社群组

刊登于 2019-04-23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元西,回应《巴黎圣母院大火现场:“我希望这个孩子还能看看它最后的样子”》

除了在人类文化遗产与历史、艺术价值层面的类比,我实在想不通为何有人竟会将火烧巴黎圣母院与火烧圆明园联系起来。两件事在本质上完全是天差地别。

至于一些较极端的网民言论……我认为国内长期存在严重缺陷的近代史教育难脱干系。这种教育片面而肤浅,并且蕴含着极为狭隘的历史观,把本应深度探讨的文明冲突简单粗暴地归纳一个因果,太多人理所当然地将其接受并内化于心。甚而,这种历史观与主流政治话语高度配合,其影响范围早已越出历史课堂,可以说在各种形式的宣传中无处不在。而由于整体的社会氛围,愿意并且真正有能力、有渠道去深入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便凤毛麟角,淹没在流俗浅见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相信巴黎圣母院是可以完成修复,但假如把毁于此次火灾中的建筑视为“原作”,那么修复后的圣母院也将不再具有从前的“灵韵”(本雅明语),只能供人观摩遥想往日盛景。这是最令人惋惜之处。

2. rhrm,回应圆桌话题《有网民以圆明园大火对比圣母院火灾,两者有可比性吗?你如何看?》

种种荒唐的评论就是中国扭曲的历史教育造就出来的怪胎。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书,不如说是一本思想政治书,历史教育的广阔意义基本被局限在了塑造国族认同感,强化爱国主义的狭小范围内。塑造内部凝聚力的最好手段,从来就是对外敌的仇恨,因此,教科书中的西方国家,全是贪得无厌的强盗,中国则是全然无辜的受害者,看不到中国自己的愚昧与野蛮,看不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直接帮助和间接贡献,也基本看不到百年来特别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朝和平发展,交流合作方向取得的巨大进步。稍加操弄,很容易就变成一本仇恨教科书。

而对于相当多的普通人来说,这么一本教科书就是他们了解近现代史的唯一渠道。于是,他们眼里只看到国籍、民族,相信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个丛林社会,对外界充满敌视,不考虑善恶是非,更无法体会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文明与共情。这样的人群,就是法西斯或者义和团滋生的土壤。

2002年,以火烧圆明园为主题之一,袁伟时教授发表了《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一文,深深震撼了还是中学生的我,也引发了一场风波。谁能想,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不但教科书没有改变,如今的中学生,连这样直言不讳的批判也都看不到了。

3. 苟利国家,回应圆桌话题《有网民以圆明园大火对比圣母院火灾,两者有可比性吗?你如何看?》

文革期间被损毁的古迹列表,包括黄帝陵,圆明园,颐和园,白马寺,扎什伦布寺,曲阜孔庙,大昭寺,右军祠,岳王庙。有些人根本没有对美的认知,只有“你的”和“我的”的偏见。他要是回到英法联军进北京的那个时代,他一定是那些跟着进去抢东西的百姓,无他,只因在他眼中这些东西不是他的。在文革的时代,这种人也一定是去打砸古迹的红卫兵,原因也无他,只因这些古迹在他眼中不是美,而是不属于他的东西。

4. YesJV,回应《996工作制:东亚式工作伦理,面对互联网时代拐点》

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996与965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已经差距很小了,二者工作成果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区别,反而可能还会因员工精力受损,降低原有工作效率。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企业主张996的真实目的在于逼迫员工自行辞职,而免于辞退补偿,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不振的事实。

享受红利的时期一去不再复返,这不仅限于网络科技行业,诸如地产业、制造业、零售业等等都面临同一困局。中底层员工原来可以乖乖闭嘴,那是因为有付出会有明显的回报增加,但如今即使有付出却不会再有与以前一样的回报或回报预期。斗志是建立在期望之上的,二者倘若不成正比,那关系只能解体。

任何社会体系的稳定无外呼达成两个因素,第一即存在,第二即发展。对于众多码农一类的人群而言,就是不会失业(存有价值)与薪酬或岗位有上升空间(发展预期),但现在看来第二个因素已经面临瓶颈,稳定的前提已出现动摇,码农阶层集体声讨996就是问题的表现。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未来,这样看似偶然的抗争现象出现频率也许会愈发频繁,996也只是码农阶层瞄准的诸多靶心中的其中一个罢了。

5. WillowTing,回应圆桌话题《台湾教师法修订,评审委员会组成受争议,“不适任教师”应由谁决定?》

现行机制中,台湾不适任教师确实很难受到制裁。认识台北某校的教师多次对学生执行体罚,到了教评会都依靠关系好的教师会会长压下来,就算校长也为了校誉或是怕得罪整个教师会而不敢轻易动老师。大多数学生不是选择忍气吞声就是只能转学。

但是教师不同于一般行业职员具有明确的KPI或是绩效,许多教育理想的实践要放长远来看,并不一定在现阶段就能广为家长学生所接受,因此如果对于教师开罚或解聘如果权力过度倾斜到家长学生,其实不利于有理想的教师施展。例如背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或是性平观点的传播等,很可能容易被不同观点的家长学生投诉不适任,长久下来教师风气就只愿明哲保身。

我认为不适任教师的法规应针对明确具体的行为进行规范,例如禁止体罚,教师旷职,禁止散布仇恨言论等,同时要有具体措施保护举报学生的安全与权益(例如转班)。但同时要限制家长的权限,对于不同教育理念的教师能够予以包容,否则最后可能演变成教师为求自保,宁可万事撒手不管或一味讨好学生失去教育原则。

更理想的制度应该同时学习新加坡引入教师评鉴分级,教学成效优异的教师予以升级加薪,如此有赏有罚才能成为教师积极成长的动力,并抑制教学现场众多浑水摸鱼的老屁股。

6. micks、冰山中的烈火,回应圆桌话题《出租车隐私、名人私德审判......在“许志安事件”的热话中,你看到了什么?》

micks:事实上,文章讨论的前提,将事件和中心人物定义在“非公众领域”中,本身就偏离现实。要知道,任何人在社会中都有其“私人”属性,和不同等级的“公共”属性。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不同的身分在社会上扮演不同层次的公共角色。

家长在家庭是公共角色,言行举止要对后代负责,对亲友维系关系。教师在班级中具有公共属性,称之为为人师表。警察在上班时有公共属性,至少不能在市民面前“叠马仔”。之所以香港社会对警队印像变差,是因为在多次在多次重大社会事件中执行公职时,有宣泄“私人情绪”的嫌疑。而对于越是接近公共领域的社会角色时,群众对其道德要求越高是普遍的社会现状。

当然,和明确的公职不同,在娱乐圈中“私人”和“公共”角色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所以在全世界中都普遍存在两极化的争论。圈中人士是“公众人物”或是“普罗大众”?

以“公众人物”的角度来认知明星,其私生活不检点被群众和娱乐记者作为话题正常不过。以“普罗大众”来看待他,这些外人对事件当事人的言论在道德上并不能接受。所以,长久以来,都有这类争论。和当时人亲近的人自然对狗仔队和八卦群众不满,因为确实对当事人造成困扰。

但对于一般群众,“许志安”不单单是作为一个人——有血有肉的有机个体,同时也是其本人长久以来在公众视线中树立的品牌形象——一个不具有实体的死物。从这个角度,娱记群众讨论的是“许志安”这个品牌的设定崩溃,是试图利用这个形象破灭的事件作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从这个角度讨论,只是商业竞争。

当然,如果许志安当初建立的公众形象是“花心,分流,不安于室”,那么这个商业“竞争”就会变成“商业合作”,用丑闻来建立知名度。这是娱乐圈中常出现的情况。更广泛地说,政坛也是一样。最大的例子就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就是流氓,语文水平小学程度但却成果唤起美国。

如果媒体报导的是他风流成性,出轨,恐怕他的支持者会说:“That’s my man.”他自己可能会说:“what can I say,l am undeniably attractive.”Paparazzi 对也不会对其家人造成太大的困扰,因为当事人并不以此为羞耻,其亲友也不会为其感到困扰。要么反应是:“这很合理”要么就是:“fuck this son of xx”,不会左右为难,感到羞耻,也没有需要去谨慎回答媒体的“诱导性”问题。

建立正面形象与社会互动,建立正面形象从影视业广告这类面向整个香港社会的公众的行业获利的是他,衰咸湿的也是他。只能说:“食得咸鱼抵得渴。”公众人物维护自己的形象品牌是职责,狗仔队将事件尽量法大来搞也是职责。

律师有义务对其客户的罪行保密,称之为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祸不及家人,首先要讨论的是祸从何来。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不同人设身上,对家人的影响的不同的。家人为难,是由于人和人设出现矛盾,而焦虑不安从来都是来源于未知以及认知和现实出现偏差。

如果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基础,假设我们的祖先对自然和社群的认知和现实情境不一样,那么它由于不能对现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作出适合的反应时就会死翘翘。为了延续种群,我们动物祖先经历长期自然选择后,存留与自然中,就是因为发展出“焦虑不安”这一情绪体验,在有机体认知和现实产生偏差是激发应急反应,产生避开来自外界危险动物动机。

如果做一个模型,因该是:外界信息和个体认理解有差异->产生不安,焦虑的情绪-》促使个体逃离危险情境。换而言之,令丑闻当事人的身边人感到困扰的,不是狗仔的追问,而是这种突如其来的“认知失调”。那么对狗仔和八卦的底线就不是以行业或者社会对一般人的一贯默认程度能够衡量的或规定的,只能casebycase.

夸张地说,同最高法院对案件释法的效果是差不多的。每一次事件到最后都会或多或少改变社会对类似事件以及相关观念的内部阐释“interpretion”。

所以,也可以说,在事件中每个立场都在最大化自己利益。但伤害源头来自“出轨”事件本身而不是说“狗仔”的曝光和追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加重涉及事件人士的心理负担。

这里或许就要引出“道德”是怎么形成这一巨大的话题,我就不想细说。

但要否定的是:由于狗仔一惯“法大来搞”的姿态,加大了公众人物对破坏道德的行为感到的羞耻和成本,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公众人物在社会上表现得具有道德,也是维系社会道德水平的因素之一。对受深受娱乐文化影响的后代也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有“模范”,也促进公众自身的守约行为以及对爱情三要素之一的“承诺”有信心和期待。

所以,加重当时人的羞耻心和令其付出更多代价,尽管是以加大当时人亲人困扰这一间接的手段达成的,事实上却具有正面的社会效益。

当然,这种施加间接压力的手段虽然在社会上比比皆是,在这个事件上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但不可否认也会促进其他方面的问题。

解决的方法恐怕是要持续地在社会上进行深入的讨论,从社会伦理,心理,司法,道德各方面探讨。而这需要“不反智”的社会,现在华人社会,香港都有对专业知识“不论是社会,经济,理工”的轻蔑,这些人恐怕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冰山中的烈火:@micks: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是,究竟如何看待婚外的各种交往行为,这个当然和整个道德、公共秩序的定义有关。

在东方社会,这样的事会受到更多谴责,毕竟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很大。那么就要探讨传统文化、现代公序良俗本身是否合理、需要修正。包括对下一代的教育、伦理道德,究竟应该制定怎样的标准或者引导倾向。

如果大环境改变、文化思想风貌变化,对于这种事的看法也是会有根本转折。

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感觉大陆人对于艺人的这些行为比较开放态度(当然不包括王宝强马蓉宋喆那种事),港台新反而要更传统一些

micks:@冰山中的烈火: 讲的宽泛一些,其实出轨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违背承诺”。

出轨,毕竟设计一个极大极模糊的概念,爱情。如果一味对不忠于情感来探讨,只能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情感上的纠葛是完全的私人领域,所以不做讨论。

内地对娱乐圈中人的婚外行为相对开放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什么环境。不客气的说,就是个shitpool。谈论他们的节操问题完全冇无意义。

不仅仅是和情感相关的节操,news to chinese ,绝大多数地区的影视文娱行业中,无论是演员,歌手,导演,编剧,台前幕后,都在不同程度上避免做一件事:通过面向全体群众的媒体渠道向受众喂屎。他们大部分是合格的,而国内是颠倒的。此外逃漏税,违规造势,通过媒体和金融手段空手套白狼,洗钱走资,你就知道这国内个这个行业就是淤泥。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有但不多。那么我们对其期待基本没有,哪当然宽松。

这不是儒家问题,全世界都有对忠于情感的期待。

冰山中的烈火:@micks: 你说的有道理。尤其中国大陆如今这个环境,的确无法要求太高。

但我个人作为进步主义者,我不认为婚外情是违反社会契约、家庭契约。这也是一种个人自由,如果感情因此不和,可以离婚嘛

micks:@冰山中的烈火: 爱情是没有明确契约,有的是心意上的承诺。但是婚姻就是契约,也是社会契约的一种。如果是情感上无法维系婚姻,说明白,离婚就可以了。但是在婚内出轨,除非当事人双方都有足够的前提认知和新协议。如果没有,就变成a不爱b,或者不只爱b,但b只爱a。

这种双方行为和认知,以及情感不对等很难想像有好的结果。这不是仅仅是渣男女一个标签,在受欺瞒以及情感处于劣势的一方受到得伤害是确实存在的。

所以,无论是婚姻和爱情,都是有契约成分的,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我这里指的契约是广泛定义的社会契约,不仅仅是黑纸白纸的合约和文件,而是广泛处于社会中的契约。比如不乱穿马路,比如不侵害自己施以援手的人等等。

当然,那些只是一起寻开心,排解寂寞,或是凑合著过日子种种不同情况的两性关系本身当事人对情感上的忠诚期待就低,对方没有什么归属感,那就不是一件事了。而上述情况,绝对不是什么“先进”的观念,仅仅是一种选择。只要双方都是以低限度的前提来对待双方关系,好聚好散,都喜欢“法式”两性关系,那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有一方有意塑造出具有真正情感维系,具有相互归属以及承诺的情感,但本身只是将其看做一段随意的两性关系,就是有企图的欺骗。我这里就不在人格上指责什么了,毕竟不是什么道德标竿。

但是,无论什么情况都好,是随性,开放,“进步”;还是认真期待,“保守”。双方认知的前提都要一致。要知道,无论什么情况,如果处于一段感情中,你的对面站著的不是花花草草,不是物件,而是人。

这也引出了更广泛非问题,一个社会有没有人权一意识。不再在情感范围而是在更广的范围中谈论:“有没有把人当人看”这个就大家自己要感受了。

7. Fai,回应圆桌话题《出租车隐私、名人私德审判......在“许志安事件”的热话中,你看到了什么?》

够拍成《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

看到有朋友说明星帮忙维系社会道德水平,倒是个新奇的说法。虽然我觉得片面。明星并不帮忙维系社会道德水平,他们都是弄潮儿,既是卫士也是潜在的black sheep。明星的魅惑不是来自他们守规矩,而是他们很有可能不守规矩,是那个黑白切换才是所有狗仔八卦的真谛。看见有评论说这件事破坏社会对婚姻的看法,我真是真是笑开了。我们其实都在等他破坏婚姻这东西。

8. 大吟酿,回应圆桌话题《“Leica六四宣传片”触动中国审查和封杀,在审查时代下,历史该如何留存?》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读完预科之后却选择在内地读大学。我对六四事件是有点印象的,毕竟当年电视上的坦克、父母六四都穿了黑衫去游行,这些对未上小学的我实在太冲击了,到现在还记得。

在2008年,当年的暑假我选择了去河南做出土文物整理。有一晚,研究生的学长叫全部本科生去男宿晚上一起看电影,结果就是关于六四的纪录片。那刻我也很意外为什么学长会有这些,学长只是说这片是上一代一直传下来的。当然,在场所有人不一定认同学生的行为,有些甚至可能认为是外国在背后搞事,但在场其他内地学生还是对这事很冲击(印象中,当时大家看完片后,都是一片沉寂)。我也希望这段片今时今日还有在后辈之间一直传承下去。

9. dontletmego,回应圆桌话题《“Leica六四宣传片”触动中国审查和封杀,在审查时代下,历史该如何留存?》

我遭遇的噤声莫过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如今绝口不提当时发生的事情,他亦反对我参与任何学生自发组织的行动。审查不仅隐藏历史,带来的恐惧也驯化他的子民。

10. 咸鱼姬,回应圆桌话题《“Leica六四宣传片”触动中国审查和封杀,在审查时代下,历史该如何留存?》

对于90年后出生的墙内人而言,知道那个名字不能说的事件是在大学教授的片言只语里,而就这样教授们也许还要冒著被举报的风险。墙内本科学历人口占比不足10%,这个名字不能说的事件相当于不存在的事件。

也许有人会说,网络发达,学校没有说,不等于知道的人不足10%。然而,在炸号、删博成为日常的墙内网络里,这个名字不能说的事件又能被多少人了解到,能上网的又有多少人?不知道这个事件的名字,就不会有人想到去了解这个事件本身。

在知道六四的当代墙内青年中,除了支持者,还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冷淡地说“不作不死”,更有公务员家庭出身的人很明确地说:“我觉得刘晓波是有私心的。”

到了10后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环境是学习强国,是小学已经在看如何防备身边“间谍”的安全教育。这个名字不能说的事件还会被传承下去吗?他们即使知道这个事件,又会怎么说?

知道这件事,让我对未来更加悲观。“螳臂当车”这种调侃不够尊重,却又是鲜血淋漓的现实。如果有一天墙内终于能够公开说这个事件的名字,那么可能是在人们都用鄙夷的表情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