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眼睛一齐望着教堂屋顶，他们看到的景象异常恐怖。在比正中的圆花窗更高的那层楼廊顶上，在两座钟塔之间，腾起了一股带着无数火花的大火，一股猛烈的疯狂的大火，一阵阵夜风把它烧着的碎片卷刮到烟雾里......”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绘的可怖情景，不幸于2019年4月15日成真。巴黎圣母院经历了自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火灾时亲赴现场，随后发表讲话，宣称将在5年内修复圣母院：“我们会携手将它重建......因为这是法国人所期冀的，是我们的历史所应得的，因为这是我们深层的命运”。
巴黎圣母院自有其无比的艺术价值，作为哥特风格由早期转向盛期的过渡，它“极其紧凑简洁，达到了罗马式建筑或者早期式建筑所无法企及的和谐一致”（雨果称之为“石头交响诗”）。不过，诸如沙特尔（Chartre）大教堂等盛期的哥特式教堂，也有与之比肩的美学价值，而为何独独巴黎圣母院与法国深层命运相连，在它险些焚毁时，世上有如此多灵魂深受触动？亦或是，它如何获取如此巨大的象征力量，在民族神话与个人记忆交织的集体文本的象征体系中，被置于中心？
君主制命运的纪念碑
艺术史学家巫鸿曾在其著作中探讨艺术品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他从德国学者里格尔（Alois Riegl）处借用这一概念，后者认为，“‘纪念碑性’不仅仅存在于‘有意而为’的庆典式纪念建筑或雕塑中，所涵盖对象应当同时包括‘无意而为’的东西（如遗址）以及任何具有‘年代价值’的物件”，因此，使得一个物体成为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巫鸿进而认为，“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和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与未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