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互联网行业“996工作制”争议，随着马云和刘强东亲自下场表态，而再次走进中国的公众视野。虽然这种举动往往被观察人士视之为“危机公关”的产物，但每一次表态，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激起更大争议。
回溯近十年不难发现，从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等底层抗议形式，到如今针对“996工作制”的不满，二者之间并非无迹可寻：近十年间，高科技及互联网行业从爆炸式扩张到面临拐点，内部积累的压力也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但从领导风格强势、信奉“独裁为公”的郭台铭，到说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年轻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马云，这种强调服从、奉献、奋斗的东亚式工作伦理则一以贯之。
正是在时代变迁和人心流转之间，“996工作制”成为众矢之的。然而，郭台铭可以凭借积累下的巨大资本去竞选2020，马云和刘强东却只能在权力的全盘掌控和复活的阶级叙事中，成为“无耻资本家”的现代化身。
劳工权益问题的嬗变
在讨论“996”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劳工权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