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996工作制：東亞式工作倫理，面對互聯網時代拐點

原本已經逐漸淡出公眾視野的互聯網行業「996工作制」爭議，隨着馬雲和劉強東親自下場表態，而再次走進中國的公眾視野。雖然這種舉動往往被觀察人士視之為「危機公關」的產物，但每一次表態，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激起更大爭議。

回溯近十年不難發現，從當年的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等底層抗議形式，到如今針對「996工作制」的不滿，二者之間並非無跡可尋：近十年間，高科技及互聯網行業從爆炸式擴張到面臨拐點，內部積累的壓力也在不同層級之間傳遞。但從領導風格強勢、信奉「獨裁為公」的郭台銘，到說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年輕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奮鬥出來的」的馬雲，這種強調服從、奉獻、奮鬥的東亞式工作倫理則一以貫之。

正是在時代變遷和人心流轉之間，「996工作制」成為眾矢之的。然而，郭台銘可以憑藉積累下的巨大資本去競選2020，馬雲和劉強東卻只能在權力的全盤掌控和復活的階級敘事中，成為「無恥資本家」的現代化身。

勞工權益問題的嬗變

在討論「996」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勞工權益問題。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長期實行六天工作制，1994年起實行「隔週五天工作制」，直到1995年，才因為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確立五天工作制。但是在那之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這項政策。政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們可以享受五天工作制，而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歐美企業重視合規性，也會實行五天工作制和相對較規範的加班費政策。

然而，大部分大陸民營企業的管理制度，深受日韓港台等東亞區域在華開設的企業影響，而這些地方的企業秉持東亞式工作倫理，向來有官僚主義和壓榨員工的傳統，就連日語中的「過勞死」都傳入英語，變成了一個專門的詞彙「karoshi」。

大部分大陸民營企業的管理制度，深受日韓港台等東亞區域在華開設的企業影響，而這些地方的企業秉持東亞式工作倫理，向來有官僚主義和壓榨員工的傳統。

新世紀前十年的中國，雖無「996」一說，但「血汗工廠」的名聲卻傳遍全世界。不過在當時的公眾認知中，勞工權益問題的典型圖景，大多是建築工地上的農民工拉着橫幅站在摩天大樓頂討薪，又或者2010年前後珠三角富士康電子裝配廠裏的工人在沉默中接二連三的跳樓。這類「底層勞工」的激進維權手段，通常只能極為有限地出現在少數市場化媒體的報導中，而且還得規避「罷工」這類字眼，改用「停工」——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可能有罷工呢？

而如果提到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或者華為/中興的研發工程師這些白領階層，固然也有超時工作的問題——有些時候還很嚴重——但從業者無論在經濟收入還是社會地位，都算是中上級。一位華為員工對筆者坦承，大量需要加班的崗位，往往更容易升職、加薪、拿股票，而員工加班通常是為了自己的業績考慮。因此，即便偶爾有白領階層「過勞死」的新聞流傳在網絡論壇或是報紙的都市新聞版，但一到高校的求職招聘會，這些崗位永遠都是熱門選擇。

互聯網時代的挑戰

「996」的說法，有據可考的最早出處在2013年。彼時智能手機開始普及，移動互聯網行業成為了新的造富神話主角。在個人電腦時代崛起的老一代互聯網企業已經開始遭遇「中年危機」——對於騰訊來說，是QQ的衰落（幸運的是，新霸主微信也來自這家企業）；對百度來說，是搜索和貼吧等業務漸漸讓位於新一代的微博和資訊應用；對於阿里來說，則是手機版淘寶並不理想的使用體驗。

「996」的說法，有據可考的最早出處在2013年。彼時智能手機開始普及，移動互聯網行業成為了新的造富神話主角。

在這三家公司中，阿里最以「狼性」聞名：進入公司就要起的「花名」（以小說人物稱號作為代稱，後泛化至普通化名——編者注）、被稱為「政委」的人力資源部員工、以及無休無止的一輪輪促銷活動（和隨之而來的加班）都讓外人望而生畏。

面對「中年危機」，阿里解決移動化轉型的策略，就是要求無線部門實行「996」制度。這項旨在「解決大企業病」的政策，的確在知乎等社交網絡上引起了一些爭議，不過當時有網友貼出阿里內網的帖子截圖，一位阿里員工說自己「樂在其中」，也有人指出這種制度是新版本開發期間的臨時政策，並不是永久的。

在那次風波之後，「996」就淡出了網民的視野，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互聯網行業中就不存在超時工作的問題，只是這種問題未見得以「996」這種制度化形式存在罷了。例如，公司可以安排大量任務，然後以「結果導向」為名要求員工在限定時間內完成，這種情況下員工會被迫加班，公司管理者還可以佔據「員工能力不夠」的道義制高點；又或者以密集的業績評估、末位淘汰制度來營造同輩壓力，傳統行業對員工的評估週期往往是一年，而互聯網行業則通常是半年甚至更短。

這就造成一種微妙的不和諧感：從一方面來說，相當多中國互聯網公司口頭上宣稱崇尚「矽谷文化」，這不僅僅表現在他們會「像素級」抄襲矽谷的業務模式乃至產品設計風格，也會模仿免費餐飲、健身房、交通補貼等福利待遇以及不設隔斷的「開放式」龐大辦公區。從這些角度來說，他們的企業文化似乎應該如同矽谷一樣，比一般意義上的歐美企業更加重視員工福利。

這些中國互聯網公司實質上和上一代中國民營企業沒有太大區別，內心深處仍然信奉東亞式的工作倫理。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中國互聯網公司實質上和上一代中國民營企業沒有太大區別，內心深處仍然信奉東亞式的工作倫理，管理者們理直氣壯地向員工們灌輸「奮鬥逼」（以「奮鬥」為標榜、具有強烈表現欲，某種意義上大致等於傳統制造業語境中的「工賊」）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把「工作時間」視為員工表現的主要評價指標，都可以從中得到解釋。

話題趨熱的時代背景

既然如此，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這種制度直到2019年才變成了一個社會關注的話題呢？

過去幾年，移動互聯網堪稱一個享受着「時代紅利」的行業，即便是非技術類工種的工資也顯著超過社會平均值，更何況資本市場的加持之下，持有公司股權的員工都在夢想着「上市敲鐘」、「財務自由」。較高的財務回報以及未來的財務回報預期，讓從業者們乖乖閉上了嘴，正如當年的投資銀行和華為/中興的員工們幾乎從不公開非議自己的工作時長一樣。

過去幾年，移動互聯網堪稱一個享受着「時代紅利」的行業，即便是非技術類工種的工資也顯著超過社會平均值，但美好的格局不會一直持續。

美好的格局不會一直持續。互聯網行業目前面臨着幾大挑戰：第一，中國的網民人口已經觸摸到了天花板（截至2018年6月已達8.02億），「抄襲熱門應用等待用戶自然增長」的方法早已失效；第二，經濟增速下降，貨幣政策也趨向緊張，「面對投資人開發」的不斷融資燒錢模式也難以為繼；第三，在全球範圍內，互聯網平台帶來了新的倫理、道德和法律挑戰，各國的立法機構和行政機關都正在或即將提出更嚴格的監管政策，中國也不例外。

在這樣的內外交困之下，互聯網公司普遍開始減慢擴張速度、甚至裁員，能留下的員工可能也會發現，工資漲幅少了，期權的預期價值也在變低。在這種時候，如果還有企業老闆出來倡導無償「996」，員工哪怕不辭職或者罷工，至少在社交媒體私下吐槽、在工作場合中消極怠工的膽量還是有的。

階級敘事的復活

本輪討論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點，那就是一度自認為可以實現「階層跨越」的互聯網行業員工們，意識到自己最終只是「打工仔」後，中國的紅色教育帶來的階級敘事就立即復活。

馬雲、劉強東的確逃避了「員工該不該拿加班費」這個問題，但「超常的回報是超常的付出換來的」倒也不能完全說是奇談怪論。但在這時候，劉強東不再是草根奮鬥者的代表，馬雲也不再是和藹可親的「馬爸爸」，他們的言論更沒資格被定義為「企業家精神」，在普遍的忿恨情緒中，他們只會得到一個形容——「無恥的資本家」。在社交網絡「知乎」上，用階級話語分析馬雲言論的答案屢屢能拿到超過一萬個讚。

一度自認為可以實現「階層跨越」的互聯網行業員工們，意識到自己最終只是「打工仔」後，中國的紅色教育帶來的階級敘事就立即復活。

站在執政黨和政府的視角，唯一的好消息可能在於，互聯網從業者在總人口中比例不高，而且還算不上「失去的只有鎖鏈」的真正底層勞工。他們恐怕不具備組織起去年深圳「佳士事件」類似規模罷工行動的能力，也不可能聯合起來要求組建工會。黨只需要讓《人民日報》循例發表一篇敦促地方勞動部門調查超時工作情況的評論（這類調查當然會無疾而終），就足以安撫暫時火熱的輿情。甚至可以說，要不是馬雲和劉強東這兩個「豬隊友」，這個故事可能已經被主流社會遺忘。

而具體到GitHub上的「996.icu」項目，它那21萬顆星（表示贊同及響應）的象徵意義，絕對遠大於實質意義，畢竟哪怕真的有一些開源工具將996.icu的倡議納入其協議，也未見得能影響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業務——只要不在中國大陸境外提供服務，知識產權合規性就並不會那麼重要。

退一萬步來說，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連「996」都幹得出來，又怎麼不會讓員工自行從頭開發出一套新工具呢？

（比利小子，中國大陸互聯網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