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996工作制：东亚式工作伦理，面对互联网时代拐点

原本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互联网行业“996工作制”争议，随着马云和刘强东亲自下场表态，而再次走进中国的公众视野。虽然这种举动往往被观察人士视之为“危机公关”的产物，但每一次表态，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激起更大争议。

回溯近十年不难发现，从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等底层抗议形式，到如今针对“996工作制”的不满，二者之间并非无迹可寻：近十年间，高科技及互联网行业从爆炸式扩张到面临拐点，内部积累的压力也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但从领导风格强势、信奉“独裁为公”的郭台铭，到说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年轻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的马云，这种强调服从、奉献、奋斗的东亚式工作伦理则一以贯之。

正是在时代变迁和人心流转之间，“996工作制”成为众矢之的。然而，郭台铭可以凭借积累下的巨大资本去竞选2020，马云和刘强东却只能在权力的全盘掌控和复活的阶级叙事中，成为“无耻资本家”的现代化身。

劳工权益问题的嬗变

在讨论“996”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劳工权益问题。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大陆长期实行六天工作制，1994年起实行“隔周五天工作制”，直到1995年，才因为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确立五天工作制。但是在那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项政策。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们可以享受五天工作制，而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欧美企业重视合规性，也会实行五天工作制和相对较规范的加班费政策。

然而，大部分大陆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深受日韩港台等东亚区域在华开设的企业影响，而这些地方的企业秉持东亚式工作伦理，向来有官僚主义和压榨员工的传统，就连日语中的“过劳死”都传入英语，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词汇“karoshi”。

大部分大陆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深受日韩港台等东亚区域在华开设的企业影响，而这些地方的企业秉持东亚式工作伦理，向来有官僚主义和压榨员工的传统。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国，虽无“996”一说，但“血汗工厂”的名声却传遍全世界。不过在当时的公众认知中，劳工权益问题的典型图景，大多是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拉着横幅站在摩天大楼顶讨薪，又或者2010年前后珠三角富士康电子装配厂里的工人在沉默中接二连三的跳楼。这类“底层劳工”的激进维权手段，通常只能极为有限地出现在少数市场化媒体的报导中，而且还得规避“罢工”这类字眼，改用“停工”——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有罢工呢？

而如果提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或者华为/中兴的研发工程师这些白领阶层，固然也有超时工作的问题——有些时候还很严重——但从业者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算是中上级。一位华为员工对笔者坦承，大量需要加班的岗位，往往更容易升职、加薪、拿股票，而员工加班通常是为了自己的业绩考虑。因此，即便偶尔有白领阶层“过劳死”的新闻流传在网络论坛或是报纸的都市新闻版，但一到高校的求职招聘会，这些岗位永远都是热门选择。

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996”的说法，有据可考的最早出处在2013年。彼时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行业成为了新的造富神话主角。在个人电脑时代崛起的老一代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遭遇“中年危机”——对于腾讯来说，是QQ的衰落（幸运的是，新霸主微信也来自这家企业）；对百度来说，是搜索和贴吧等业务渐渐让位于新一代的微博和信息应用；对于阿里来说，则是手机版淘宝并不理想的使用体验。

“996”的说法，有据可考的最早出处在2013年。彼时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移动互联网行业成为了新的造富神话主角。

在这三家公司中，阿里最以“狼性”闻名：进入公司就要起的“花名”（以小说人物称号作为代称，后泛化至普通化名——编者注）、被称为“政委”的人力资源部员工、以及无休无止的一轮轮促销活动（和随之而来的加班）都让外人望而生畏。

面对“中年危机”，阿里解决移动化转型的策略，就是要求无线部门实行“996”制度。这项旨在“解决大企业病”的政策，的确在知乎等社交网络上引起了一些争议，不过当时有网友贴出阿里内网的帖子截图，一位阿里员工说自己“乐在其中”，也有人指出这种制度是新版本开发期间的临时政策，并不是永久的。

在那次风波之后，“996”就淡出了网民的视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互联网行业中就不存在超时工作的问题，只是这种问题未见得以“996”这种制度化形式存在罢了。例如，公司可以安排大量任务，然后以“结果导向”为名要求员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这种情况下员工会被迫加班，公司管理者还可以占据“员工能力不够”的道义制高点；又或者以密集的业绩评估、末位淘汰制度来营造同辈压力，传统行业对员工的评估周期往往是一年，而互联网行业则通常是半年甚至更短。

这就造成一种微妙的不和谐感：从一方面来说，相当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口头上宣称崇尚“硅谷文化”，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会“像素级”抄袭硅谷的业务模式乃至产品设计风格，也会模仿免费餐饮、健身房、交通补贴等福利待遇以及不设隔断的“开放式”庞大办公区。从这些角度来说，他们的企业文化似乎应该如同硅谷一样，比一般意义上的欧美企业更加重视员工福利。

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实质上和上一代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太大区别，内心深处仍然信奉东亚式的工作伦理。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实质上和上一代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太大区别，内心深处仍然信奉东亚式的工作伦理，管理者们理直气壮地向员工们灌输“奋斗逼”（以“奋斗”为标榜、具有强烈表现欲，某种意义上大致等于传统制造业语境中的“工贼”）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把“工作时间”视为员工表现的主要评价指标，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话题趋热的时代背景

既然如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制度直到2019年才变成了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呢？

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堪称一个享受着“时代红利”的行业，即便是非技术类工种的工资也显著超过社会平均值，更何况资本市场的加持之下，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都在梦想着“上市敲钟”、“财务自由”。较高的财务回报以及未来的财务回报预期，让从业者们乖乖闭上了嘴，正如当年的投资银行和华为/中兴的员工们几乎从不公开非议自己的工作时长一样。

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堪称一个享受着“时代红利”的行业，即便是非技术类工种的工资也显著超过社会平均值，但美好的格局不会一直持续。

美好的格局不会一直持续。互联网行业目前面临着几大挑战：第一，中国的网民人口已经触摸到了天花板（截至2018年6月已达8.02亿），“抄袭热门应用等待用户自然增长”的方法早已失效；第二，经济增速下降，货币政策也趋向紧张，“面对投资人开发”的不断融资烧钱模式也难以为继；第三，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平台带来了新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挑战，各国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都正在或即将提出更严格的监管政策，中国也不例外。

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之下，互联网公司普遍开始减慢扩张速度、甚至裁员，能留下的员工可能也会发现，工资涨幅少了，期权的预期价值也在变低。在这种时候，如果还有企业老板出来倡导无偿“996”，员工哪怕不辞职或者罢工，至少在社交媒体私下吐槽、在工作场合中消极怠工的胆量还是有的。

阶级叙事的复活

本轮讨论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点，那就是一度自认为可以实现“阶层跨越”的互联网行业员工们，意识到自己最终只是“打工仔”后，中国的红色教育带来的阶级叙事就立即复活。

马云、刘强东的确逃避了“员工该不该拿加班费”这个问题，但“超常的回报是超常的付出换来的”倒也不能完全说是奇谈怪论。但在这时候，刘强东不再是草根奋斗者的代表，马云也不再是和蔼可亲的“马爸爸”，他们的言论更没资格被定义为“企业家精神”，在普遍的忿恨情绪中，他们只会得到一个形容——“无耻的资本家”。在社交网络“知乎”上，用阶级话语分析马云言论的答案屡屡能拿到超过一万个赞。

一度自认为可以实现“阶层跨越”的互联网行业员工们，意识到自己最终只是“打工仔”后，中国的红色教育带来的阶级叙事就立即复活。

站在执政党和政府的视角，唯一的好消息可能在于，互联网从业者在总人口中比例不高，而且还算不上“失去的只有锁链”的真正底层劳工。他们恐怕不具备组织起去年深圳“佳士事件”类似规模罢工行动的能力，也不可能联合起来要求组建工会。党只需要让《人民日报》循例发表一篇敦促地方劳动部门调查超时工作情况的评论（这类调查当然会无疾而终），就足以安抚暂时火热的舆情。甚至可以说，要不是马云和刘强东这两个“猪队友”，这个故事可能已经被主流社会遗忘。

而具体到GitHub上的“996.icu”项目，它那21万颗星（表示赞同及响应）的象征意义，绝对远大于实质意义，毕竟哪怕真的有一些开源工具将996.icu的倡议纳入其协议，也未见得能影响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业务——只要不在中国大陆境外提供服务，知识产权合规性就并不会那么重要。

退一万步来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连“996”都干得出来，又怎么不会让员工自行从头开发出一套新工具呢？

（比利小子，中国大陆互联网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