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9年2月号的文章，端传媒已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建立长期稿件资源合作关系。本文作者——政治学者——洪源远，从《经济学人》2018年的文章谈起，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来讨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有哪些“误会”。端传媒经杂志授权转载，现标题及内文小标题为端传媒重拟，原文标题为《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过去几十年来，西方观察家曾认为，随着经济进一步自由化与蓬勃发展，中国将逐步且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时至今日，这个期待始终没有实现。2018年3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用一整期来讨论“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但并没有真正解释如何误解，反而表达了恐慌与迷惑，并激动地呼吁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崛起。它的标题似乎应该是“天哪，西方误解了中国！现在该怎么办？”
那么西方究竟如何误解了中国？民主真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吗？中国自1978年以来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人们需要担心这一成就证明了威权优于民主吗？中国崛起消解了民主的吸引力吗？
西方的确误解了中国，但这些误解并不在于他们认为的那些方面。持有类似《经济学人》立场的西方观察家没有正确理解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推行了重要的政治改革，并在改革中采纳了一些民主元素，虽然这些元素并非多党选举和保护个人权利等西方所期待的形式。邓小平的改革团队用官僚改革代替了政治改革，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政体——“有民主特色的威权体制”。正是这些民主特色，而非威权体制，成就了中国的适应性治理与经济活力。
我认为西方不仅误解了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误解来自西方对政体分类的方式。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观点用一种过度简化、非黑即白的分类方式来看待政体：一个国家要么是民主，要么是威权。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既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很多人就认为这样的中国是威权国家，将其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及朝鲜等同视之。如果我们的分类方式存在谬误，那么在这种方式指导下，我们对中国发展的相关理解也将必然出错。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版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性质：学术双月刊
当期杂志：2019年2月号
西方观察家：中国拒绝民主化
《经济学人》哀叹道：“西方二十五年来对中国的妄想都破灭了。”二十五年前，在苏联土崩瓦解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充满自信地认为随着中国人民更加富裕，能自由获取信息和交流，他们终有一天会要求民主制度和个人权利。在政治学中，这个假说被称为“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按照这个模式实现了民主化。
但直至2018年为止，西方观察家不无忧虑地一致认为，中国非但没有如预期般按照现代化理论走向民主，反而似乎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整套国际规范。如同《经济学人》所观察到的：中国非但没有迈向民主化，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向更多镇压、国家控制和对抗”；中国非但没有进一步成长为自由市场经济体，还“对商业的控制日趋严密，将其视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认为很多产业是富有战略意义的”；中国非但没有遵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且“似乎在创造与之对立的、属于自己的另一种国际新秩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在清楚说明了中国与西方预期不符的三个主要方面（民主化、市场自由化、国际政策）后，《经济学人》并未具体解释西方如何误解中国，反而呼吁西方“深呼吸”，并在错失机会之前遏制中国崛起。它主张：“西方愈是勉为其难地默许中国肆意妄为，将来反对中国时将愈危险。因此在各个领域，西方需要彻底重新决定政策，正如西方坚持他们所主张的价值是普世的。”这样的建议正有力地体现在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之上，正如副总统彭斯（Michael R. Pence）在2018年10月的讲话中所表达的，美国决策者认为他们错误地纵容了中国的崛起，使之成为今日对美国的威胁。因此，对这种威胁的回应必须是强硬遏制，这在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中得到充分体现。
官员问责、竞争和对权力的部分约束：有民主特色的威权体制
西方战略家相信他们错在没有预见到中国拒绝民主化，但我认为，这并非他们真正错误所在。他们错在没有认识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进行了政治改革并采纳了一些民主元素，只是这些改革并非像西方式的民主那样进行。
不像西方民主国家，中国不存在政党和公共管理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官僚改革实质上是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年代，官僚改革从政权顶端到公共管理的底层都在进行，甚至深入到了最基层的干部层面。
在领导人和官僚精英中，邓小平引入了宪法上的任期限制，执行了强制到龄退休制度，用集体领导制代替了一人统治，以实用主义替换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并以身作则拒绝个人崇拜。毛泽东灾难性的三十年统治，让邓小平认识到集中权力定于一尊的弊病。
改革开放的支持者进一步改变了官员考核选拔标准，强调实际成果而非政治狂热。干部考核体系实现了重要的官员问责功能，因为它向地方干部指明了他们的工作目标，以及相应的奖励与惩罚。通过这种方式，考核体系发挥了类似于民主制下选举的问责功能。除此之外，中央还公开了地方政府每年的政绩排名，进一步增加了选举制度缺位时的政治竞争。
官僚改革还深入基层，在街道层面的公务员中，公共管理的目标和公共财政的筹措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有编制的公务员、管理员、检查员，甚至学校老师，都成为了半个企业家。他们投入到创造财富的时代潮流中去，活动范围涉及从招商引资到为自己的部门开源增收。他们的正式工资固定且低微，但实际收入却以奖金补贴的形式与经济绩效挂钩，这种方式与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中利润共享的经营模式相类似。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中央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增强国家能力的配套改革，旨在减少官僚随意收费、摊派和过度创收，同时仍旧维持实质上的利益共享。
简言之，这些官僚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制下的制度红利。例如，它并不保护人民合法、自由集会的权利，也不保障宗教自由。尽管如此，官僚改革把三项特别的民主元素注入到了一党制威权国家中：官员问责、竞争和对权力的部分约束。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混合政体：有民主特色的威权体制。
官僚改革不能永远代替政治改革
然而，官僚改革不能永远代替政治改革。长期来看，官僚体制随机应变、创新进取的特质正在逐步耗尽。这个结果，部分源于对地方政府要求的工作目标愈来愈多，部分源于一个逐步富裕的社会期待政府不仅仅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习近平秋风扫落叶般的反腐运动始于2012年，至今没有式微的迹象，加深了大家认为官僚制度已经失灵瘫痪的印象。
此外，随着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寻求向知识经济转型，创新和创造力必将来自市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值此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刻，公共管理机构必须从追求利益、直接干预经济的行动者，转变为能提供稳定政策预期的管理者和公正无私的监督者。
由此看来，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尽管声势高涨，却正在加速官僚体制中的必要变革。但问题是，当局同时压制政治自由、复兴意识形态宣传运动、要求大学不再传播外国观念，以及实行种种相关措施。这些新举措使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人心惶惶，担心党国是否会放弃改革开放政策，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统治方式。这些举措扼杀了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目前正是最需要这些增长动力的时候。
西方究竟如何误解了中国？
回到我原来的问题：西方究竟如何误解了中国？民主真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吗？中国自1978年以来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人们需要担心这一成就证明了威权优于民主吗？中国崛起消解了民主的吸引力吗？
首先，西方观察家的一个误解是假定中国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施了经济改革。事实上，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早已实施了政治改革，并采纳了一些民主元素，只是并非以西方式民主的方式进行。
其次，西方战略家害怕中国的经济成就会证明威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优于民主。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改革开放证明了即使是威权体制也需要民主元素（尤其是官员问责、竞争、对权力的部分约束），从而有效治理并释放市场的活力。
再者，许多人用一种过度简化、非黑即白的分类方式来看待政体。事实上，民主国家也可能带有不自由的特征，就好像我们目前在许多选举制民主国家所看到的。同样，一党制威权也可能具有民主特色。除非我们放弃目前错误的两分法，否则我们仍将遗漏了上述两种政体之间的混合政体。这可能会产生严重错误的结论，例如一种广泛传播的意见认为，成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是其威权体制。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光靠独裁统治和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就能带来一国的经济发展，那么早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就已经济繁荣。
这些谬误不仅存在于西方观察家中，许多观察家，甚至是那些激烈反对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也抱有类似的错误观念。例如一位知名的中国媒体评论家曾经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不可能繁荣。因此根据他的说法，威权体制造就了中国的成功。支持他论点的前提和《经济学人》的论断一样，即国家只能有两种选择：民主或威权。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无论用在打压中国或把独裁合理化，都是错误的。
事实上，各国并不需要在西方式民主与毛泽东式独裁之间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即使中国仍是一党制政体，还是存在政治自由化的足够空间。这在许多方面对中国都是必要的，例如经济发展的下一攻坚阶段、平息美国因视中国为意识形态敌手而产生的恐惧，以及培养民主规范和价值观念。
邓小平将民主特色注入中共官僚体制，并向西方开放了市场。这为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改革”和“开放”都面临威胁，但危机有时也会推动突破。目前的危机是否会成为机遇，取决于中国的领导人如何应对处置。
（洪源远，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