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切除到伦敦大火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一栋群租住房发生重大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后，北京市内展开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导致聚集在市内出租公寓、工业园区的大量外来居民在寒冬被迫搬离，甚至流离失所。
在此期间，一群志愿者临时自发组建了数个网络群，来传递现场消息、记录资料，以及采取行动。2018 年 2 月 13 日，我在北京与参与行动的其中一位志愿者谈了谈。这位志愿者参与了 “清退预警地图” 项目中 “信息组” 的工作。
采访中我逐渐了解到，这项主要由临时志愿者参与和建立的“清退预警地图”，主要分为 “信息组” 和 “技术组” 两个工作组。信息组从互联网和各微信群中收集每日的清退信息，包括地点、清退时间、通告时间等，每天定时反馈给技术组；技术组负责将这些数据更新在地图上。每天会有人将清退信息和更新的地图发布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供那些意图在当日到清退现场的朋友参考。工作组中的成员大多互不相识，然而大家在短期内制定出分工和轮值机制，互相保持沟通和关照。另外，对数据的处理也需要一定的技术素养和伦理反思。
很可惜，因为有关部门的干扰，“清退预警地图” 的多个工作组群后来被迫解散，一些未曾谋面的搭档也失去了联系。
就在北京大火发生几个月之前，在英国伦敦的另一场大火，也引起了一个名为“法医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小组的注意。2017年6月14日当地时间凌晨，位於伦敦西部一栋24层、名为格伦费尔塔（Grenfell Tower）的公寓大楼发生大火。该公寓127个住宅单位、227间卧室几乎全部被大火摧毁。该公寓600名居民中，有71死亡，74人受伤（伤亡数字系伦敦警方11月16日宣布）。
与北京火灾清退事件中志愿者团队的自发性和临时性不同，法医建筑是一个被教育机构支持的项目制研究团队，由建筑师伊尧·魏兹曼（Eyal Weizman）于2010年在伦敦金史密斯学院创立。小组成员包括建筑师、艺术家、学者、律师、调查记者、电影制作者、软件开发人员、考古专家等各种职业研究人员。
这个小组介入伦敦火灾事件后，马上开发了一个命名为“格伦费尔媒体档案馆”的平台，开始收集人们用智能手机或者相机拍摄下的视频，并将它们放置在格伦费尔塔火灾的3D模型中。他们试图让公众通过更直观的方式，来了解这个灾难性事件是如何发生展开的。
通过视觉化呈现“暴力痕迹与创伤”
这两场大火发生之后，对于事件的介入，两组人员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去处理所关注的事件与问题：大量调查和空间取证、数据档案可视化，以及与社会人员的广泛合作。这种方式的建立，往往会针对特别具体的事件，构建的核心也在于对事件的取证实践行动：将“暴力痕迹与创伤”——现场涉及的位置、人物、材料、感官记录等提取出来作为可分析的证据，再把分析结果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呈现。这些证据用来确立事件的性质，或者说证实侵犯人权的行为过程。
这种行动的框架，更像是一个置于事件场域里的公众论坛或者记录剧场，通过大量的调查重制证据链，进行反复的讨论考量，建立政治讨论空间，甚至直接联合法院等机构组织，来确立造成事故或侵害人权的关键证据。
在一个急速刷屏、碎片化的的信息时代，这种通过媒体档案和空间数据库，进行重构事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也在补足历史或事件片段，提供给公众不同层面的崭新现实。当然，此类项目的提取与构建，需要前期对事件的碎片化信息进行大量调查。这些调查研究本身，是让这些项目能够与社会建立起真正对话关系的基础。
如果我们去阅读更多法医建筑小组的工作项目，就会发现相对于北京志愿者们的行动，法医建筑小组的工作更为严谨、复杂、持续和多元。法医建筑的研究项目遍及建筑、法律、环境、人权案件和其他政治领域，基本围绕冲突地带的创伤建筑与暴力事件展开，直接对涉及其中的人权案件和冲突地点，进行调查与取证。他们并没有提供单一的政治立场或者批评谴责，而是在每个不同的语境中，进行了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性措施和跨学科处理手段。他们更接近一种完全实证主义的工作，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此类调查研究也必须首先是实证和工具式的。
他们的研究工作往往也与其他部门、机构或媒体展开深度合作，例如政治和法律论坛、真相委员会、人权机构、著名媒体、国际法院等等。可以说，法医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关于冲突现场和人权事件的调查媒体。例如，他们通过视频分析，重建了巴勒斯坦一位示威者的死亡问题判断（2013）；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生态毁坏程度的调查，他们向地方和国际机构提供了有关环境犯罪普遍管辖权案件的证据（2015）；他们使用卫星地图、开源材料和从社交媒体上收集来的图像，重建了一个军事总部和被占领的学校等，确认和说明了美国支持下发生在喀麦隆的监禁酷刑情况（2017）；通过图像分析和重建物证，他们对叙利亚杜马地区的氯气化学武器袭击事件进行了来源分析（2018）……这些具体项目也往往会生产出一份特别详细的调查分析报告供查阅。我们会看到法医建筑小组，持续不断地与公共政治领域里的机构和媒体进行深度合作，持续地在冲突地带对暴力发生的过程和逻辑，进行实证主义的可测探性工作，进而完成一种数据和证据上的主体设定，让观众来获取认知判断的结果。
对真实事件进行具体提问和深究
2018年4月，法医建筑被提名透纳奖（Turner Prize），他们的工作早已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公共空间进行了展览与介绍。他们在提名之后的新闻通稿里写到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总监斯塔芬·卡尔玛（Stefan Kalmár）说过的一番话：“作为一个集体，法医建筑的实践，将新闻、建筑、动画、纪录片制作和人权活动等方面，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形式。法医建筑研究当代问题和意识形态。他们的方法从根本上扩展了当代艺术领域。”
说到当代艺术领域，法医建筑小组估计也没什么好感。小组创办人魏兹曼说“极度厌恶”艺术和文化生产中的比赛概念。他只是希望法医建筑的提名，能够激励相信该组织使命的人们——为国际检察官、人权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环境正义团体提供视觉证据。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这种走向极致调查美学的方式，挑战着一种生产证据的过程形式，也“挑战着当代艺术实践和媒体技术如何适应这种后真实的现实”。他们的调查美学方式与产生揣测的传统媒介彻底决裂。
法医建筑在一种数据真实与现场真相之间，在政治批判和定向调查之中，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着理性取证实践。更有意思的是，在诸多项目的生产过程中，法医建筑几乎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就是利用当下技术进步的潜力，来提供关于区域暴力冲突、侵犯人权行为或环境危害等的新型证据学。
法医建筑的工作是在政治、法律和人权案件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大陆，近几年涉及到具体政治事件与社会行动，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实践项目屈指可数。这不光是因为这个现场自由语境的缺失、公共政治实践通道四处受限，也与当今中国复杂混乱、缺乏逻辑与理性的社会形态相关。而浸淫其中的大多数艺术工作者，是依靠画廊和博览会这种被规训的机制来生活，几乎都回避了对现实问题、政治问题和具体事件的参与及行动。
对于一个不透明的社会来说，其实行动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当代艺术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涉及到具体权利侵害里的判断，更不需要那么多装神弄鬼的艺术情绪来充当麻醉剂。例如上文提到的北京清退地图的参与者，只是各行各业的人，在一个紧急语境下，自发而临时联合起来完成的行动。又例如北京发生驱逐事件以前，二楼出版机构发起的“5+1=6”项目，直接对北京五环、六环间40个村子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调查活动（2014）；导演王我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被政府查封之时，利用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提供的影像素材完成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2015）；许志强（编注：广州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师）和朋友们在城中村持续进行的自建房（编注：指城中村村民自己盖的房子）调查项目（2016）、广州西三电影制片厂和西三村民，共同在深圳白石洲一天考察拍摄的《村民记者》项目（2017）；刘伟伟通过对夏霖案（编注：夏霖，内地知名维权律师，代理过邓玉娇、谭作人、艾未未等一批维权案件，2014年被抓，2016年被控“诈骗罪”成立，判处12年监禁）的调查，联合辩护律师、旁听人员和多位艺术家等，利用法庭速写的方式，完成了当时审判现场的图像重建工作（2018）……在充斥着无权利、不透明、反事实和虚假新闻的时代，其实不管是集体的临时联合，还是个体的左右突围，只要愿意对真实事件进行具体提问和深究，在这个重压地区，或许还能做点事情。
作者刘伟伟是艺术家、策展人，关于他的故事请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