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和你练习英语吗？」
那是在柯卡尔多希经学院（Ko\”kaldosh Madrasasi）前，就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ashkent）的市中心，一个打扮时髦的男子主动向我走近。他还没自我介绍，就先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像三个世纪以前，曾在这间经学院里的学童一样，对着我覆诵在英语课本里学到的句型，告诉我他叫穆萨耶夫（Musaev），是个沙龙美发师，有两个女儿。我尽力回想记忆里的英语课本，以二倍慢的语速回覆他。
最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像接受顾客预约那样，为我安排了一个时段。 「明天，下午三点，你过来好吗？我们可以继续，练习。」
穆萨耶夫的美发沙龙，位在帖木儿广场（Amir Temur Square）附近。我按名片上的地图寻路，却被街上浮动的热浪扇得晕头转向。这里是乌国的权力中枢，笔直的大道两旁耸立苏联风格的政府大楼，却没有树荫。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独裁的总统在首都大动土木；整顿后阔气的塔什干，能不能配得上先祖帖木儿的威望难有定论，但肯定不适合摄氏四十二度的盛夏。
看到我真的来了，穆萨耶夫喜出望外，连忙端出果汁和糕点迎客。我原本以为他要招揽理发生意，没想到他真的只是想和我聊聊。我们用简单的英语夹杂俄语，聊他不尽人意的工作和工资、也聊这个国家正在吹起的改革风潮。谈到乌兹别克斯坦复杂的族群状况，他挥舞双手，像要在稀薄空气中努力呼吸那样，拼命找出词汇多说一些，却又突然捂住嘴巴环顾四周，然后说，希望没有人听到我们在说这些。 「你也知道，这里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政治话题敏感，需要的字汇量又太大，最后我决定请他教我乌兹别克语。他听了要求后，很热情地在我的笔记本上，用乌兹别克文写下日常用语，然后在旁用英文附上译意。阖上笔记本，我现学现卖，和他挥了挥手，郑重地向他说「Xayr」（再见）。
后来我在中亚待了两个月，穆萨耶夫不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正在努力学习语言、认识新字母的人。实际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这几乎是所有中亚人民的共同课业。
中亚不断刮除覆写的文字地景：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到西里尔字母
语言和文字，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沟通工具而已；对于一九九一年才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讲起现代中亚的巴别塔，时空要回溯到十九世纪。一八六五年，主要通行各种突厥语（与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属于同一语族）和塔吉克语（与伊朗的波斯语相似）的中亚地区，逐渐被纳入俄罗斯帝国麾下，成为俄国突厥斯坦（ Russian Turkestan）。
和大英帝国的治理手法不同，作为陆上强权的俄罗斯帝国，对于草原民族和穆斯林的恐惧由来已久，于是将中亚的新殖民地看作御敌的「缓冲」，并没有大量吸纳当地人进入军队和官僚体系，而是鼓励俄罗斯人移民南迁。一九〇六年通往中亚的铁路通车后，文法刁钻的俄语，也跟着军队和移民加速南下，在中亚荒漠上建立起一个个斯拉夫式的绿洲。
中亚的「俄罗斯化」，除了在当地的知识份子圈里引发危机感，也助长了中亚地区的「泛突厥」（pan-turkic）认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后，中亚虽然也出现了革命运动，但这些运动却常串连上反俄情绪，因此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上格外谨慎，决定继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当地语言，以避免穆斯林居民的反弹。
一九二八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在一系列改革中，改以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同为突厥语族的中亚地区，随即效法。对此，苏联乐观其成，甚至认为废除阿拉伯字母，可以让中亚和「愚昧落后的伊斯兰世界」保持距离，对于扫除文盲也有帮助。
然而拉丁字母还来不及普吉，斯大林就在一九三八年为了「苏联大家庭的融合」，规定俄语为各级学校的授课语言，并改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s，亦即俄文字母）拼写中亚各国语言，以避免在「书同文」的土耳其号召下，让「泛突厥」的民族意识在中亚蔓生。自此，西里尔字母在苏联普及的教育之下，成功在中亚土地上扎了根。
然而好景不常。苏联的共产帝国溃散后，中亚人的字母表，再一次遭到抽换。
一九九三年，前苏联的突厥语国家，派出代表在土耳其首都聚首，商讨突厥语族的语文政策——土耳其作为突厥语族的「老大哥」，自然没有放过苏联垮台后在中亚腾出的空隙。与会代表最后决议，拉丁字母是最适合突厥语族的书写系统，而废除西里尔字母、改用拉丁字母，从此仿佛成了中亚国家宣示「转大人」，和苏联／俄罗斯挥别的通过仪式。
只是这个仪式，中亚各国进度不一。仰仗丰沛天然气、最有本钱不看俄罗斯脸色的土库曼斯坦，率先改用拉丁字母；而天然资源同样丰足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一九九五年跟进。至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则因为境内俄裔人口太多，加上和俄罗斯仍有复杂的依存关系，只能推迟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所费不赀，先行的国家也走得跌跌撞撞。以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切换文字所需的预算和师资长年不足，全面「拉丁化」的目标时程一延再延，至今仍未完成。于是，在街景相对单调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字成了最令人眼花撩乱的日常风景。
比如乌国南部大城萨玛尔罕（Samarqand）的车站外，高高挂着的站名用的是拉丁字母；然而遗落在候车室座椅上的乌文杂志，却仍用西里尔字母拼写时事。进入月台检票前，抬头一看，提示列车到离资讯的电子告示版，用的则又是俄文。
即使乌兹别克语已经改用拉丁字母好几年了，很多当地人还是习惯写西里尔字母，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穆萨耶夫在沙龙里为我教学时，也不太确定某些字的拼法。他开始识字时，乌兹别克斯坦仍是苏联一部分；在首都生活，用到俄文和西里尔字母的机会也更多。
西里尔字母：语言代沟、多元族裔、中亚与俄国的经济互赖关系
代间差异，则是另一个由语文衍生出的社会问题。
二战前后被大批流放至中亚的朝鲜人、日耳曼人，以及战后苏联境内频繁的跨国流动，都让中亚成了各种族裔人口的沙拉盘，俄语理所当然是族裔间的沟通工具。尤其在塔什干这种大城市里，俄语几乎取代了乌兹别克语，成为了第一语言。
但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俄语的地位不再，而俄国的文化吸引力又不如西方，年轻人多半不愿再学习俄语。有些反对拉丁化的学者则认为，放弃西里尔字母和俄文，等同让未来的乌兹别克人和苏联时期的史料文件绝缘，何尝不是另一种「失根」。
这些由双文多语造成的混乱现象，一方面在乌国激起「是否应该改回西里尔字母」的辩论，一方面也让右派政治人物，经常把「彻底完成拉丁化」这个口号挂在嘴边。
但实际上，想摆脱西里尔字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〇一七年，乌国有近三百万人在国外打工，其中多数前往俄国；这些移工当年度从海外汇回的外汇高达三十九亿美元，占全国生产毛额近十分之一。识读西里尔字母、会讲俄语，对于打工的人来说是必要的维生工具，对于政府来说，则有助于缓解国内的失业问题。
更糟的是，在政治环境紧缩的乌兹别克斯坦，切换文字如此浩大的社会工程，鲜少过问民众意愿。这在苏联初期影响或许不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不多，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不比今日，比起考量选择哪种文字，如何加速扫盲似乎更加迫切。然而今日中亚的识字率已近百分之百，这时切换文字，简直就像是要一艘满载的货船猛然掉头。
但和过了学龄还要重拾字母表的成年人，以及看不懂历史文件的未来主人翁相比，少数族裔或许才是真正需要担忧的人。尤其是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和朝鲜人，多半不会说乌兹别克语，日常只用俄语，而文字改革隐含的国族意识，在他们眼里也满是敌意。这些敌意，也展现在人口统计数字上——从苏联解体至今，乌国境内的俄裔人口只剩不到原有的一半，而出走的大多是专业人员，不时让技术部门出现真空危机。
中亚诸国文字，成了俄国影响力的温度计？
文字改革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广义来看，中国在民国初年的「白话文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功推动的「汉字简化方案」，都是和文字相关的改革，表面上是破除知识垄断的民主思维，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则是现代化与爱国思想。
阿拉伯语则有「标准阿拉伯语」（الفصحى，al-fus·ha）和各地方言（عامية，ammiyah）之分，前者是书面语、文法复杂，和大多数阿拉伯人日常使用的方言差异甚大。英国人治下的埃及，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政府，都曾鼓励民众直接书写方言，却也让「我手写我口」的书写方言倡议，吊诡地和殖民主义画上等号，导致后世难以推动。尤其「标准阿拉伯语」作为古兰经使用的语言，地位神圣，又维系着内部异质性很大的「泛阿拉伯认同」，终究难以自外于文化与国族认同的牵绊。
中亚的文字改革，同样攸关国族建构，却稍有不同。不论是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或者是阿拉伯字母，都是「向外借来」而不是「原生」于中亚的文字。这些文字各自都有外在的「文化母体」——西里尔字母对应到俄国，拉丁字母连结上土耳其或西方世界，而阿拉伯字母则通往伊斯兰世界；不论选用何者，都难免挑动周遭强权的神经。因此，对于国际政治评论家而言，中亚国家使用什么字母，就是俄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温度计，可以用来辨别俄国影响力的消长。更直白一点的，甚至认为俄国得靠不断贿赂，才能让中亚国家继续使用西里尔字母。
就在二〇一七年，紧邻乌兹别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终于也倒戈了。
和邻近的中亚国家不同，哈萨克斯坦相对富裕，没有大量人口在俄国打工，之所以拉丁化脚步迟缓，主要是因为境内的俄裔人口实在太多。只要翻开地图，就能轻易明白为什么。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北的国家，也是中亚唯一和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国家，俄化进程开始得最早。早在苏联迈入巅峰的一九四〇年代，哈國境内的俄裔人口，就已经超越了哈萨克裔；直到今日，俄裔人口都仍占哈國人口近两成。
外界认为，哈國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位时日不多，推行字母拉丁化，是他步下政治舞台之前的最后一个心愿。
为了降低外界疑虑，他悉心列举了拉丁字母的各种优点，比如更容易和英文与计算机语言接轨，并强调新字母的拼写规则，更接近英语，而非土耳其语的拉丁字母。但大家心知肚明，文字改革意味着的「去俄罗斯化」才是关键。毫无意外地，最积极反对拉丁化的，主要是哈國境内的俄裔人口与东正教会。
尽管第一套拉丁化方案因为字母太多「撇号」（apostrophe）不够美观，而不得不在舆论嘲讽和学者反对下进行修改，但纳扎尔巴耶夫的决心不变，仍预计在二〇二五年完成文字转换。政策公布后，哈國各地开办了拉丁化听写活动，国营电视台也响应国策，更换了台徽上的字母。有俄国网民见状，不无嘲讽地对哈萨克电视台的新台徽进行了改造，将上头的拉丁字母换成汉字，因为「反正过不了多久，哈萨克斯坦就会落入中国掌控了。」
俄国网民的改图恶搞和酸言酸语，倒也精确描绘出了中亚政治板块的挪动。苏联解体后，为了让各加盟国「和平分手」而成立的过渡性组织「独联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今日已近乎名存实亡；而被讥为俄国用来「重振苏联雄风」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则仅有寥寥四国愿意加入，其中中亚的成员国更只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至于早就改用拉丁字母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则是连俄罗斯主导的军事同盟「共同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都不愿加入。在此，文字同时也是同盟阵营的界线，当然不是巧合。
和俄国的颓势相对照，中国则显得意气风发。尤其二〇一四年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之后，俄国受西方孤立，只能转向东方寻求盟友，使得中国在中亚的议价能力提高不少。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计画也在中亚掀起热议，于是中亚逐渐出现「双占」（duopoly）局面——中国在经济上独占鳌头，而俄国则在政治上努力维持老大哥的颜面，却仍无法阻止天秤往中国倾斜。
吉尔吉斯斯坦：西里尔字母的最后阵地
哈萨克斯坦倒戈之后，中亚仍未启动拉丁化的突厥语国家，就只剩吉尔吉斯斯坦了。这个曾被西方誉为「中亚瑞士」、「中亚民主灯塔」的国家，会不会也踏上文字改革的道路，备受外界关注。
乍看之下，吉国有很多理由继续使用西里尔字母。这个国家缺乏天然资源，经济表现长年在中亚垫底，是接受俄国金援最多的国家；此外，吉国每年生产毛额，有超过三成来自赴俄打工的国民，依赖移工汇款的程度，比隔壁的乌兹别克斯坦还严重。这么说来，吉尔吉斯斯坦会继续作俄国的铁杆支持者，坚守西里尔字母不放吗？实情显然也不容俄国乐观。
二〇一八年十月，上任刚满一年的吉尔吉斯总统杰恩别科夫（Sooronbai Jeenbekov）公开宣布了他的语言政策。但和外界预期不同，他的愿景并非文字改革，而是要让所有国民都能讲上吉尔吉斯语。不明究理的人听到这个宣示，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是，许多吉尔吉斯人的确只会说俄语——尤其在城市里。
吉國的首都比什凯克（Bishkek），是全中亚最俄化的城市；走在街上，你几乎听不到吉尔吉斯语，也看不到吉尔吉斯文的招牌，俄语才是主流。网路上甚至流传，比什凯克是外国人学俄语的最佳去处，不只物价比莫斯科、圣彼得堡低廉，而且同样是全俄语环境。
实际上，吉尔吉斯斯坦即将展开的「说国语运动」，背景同样是那个持续倾斜的天秤。
从中国口岸通往比什凯克的公路，崭新的柏油路面异常平顺；驶近城镇，用中、吉两文书写的「一带一路」标语，甚至比公路旁被水泥楼房取代的传统毡房还常见。早在「一带一路」成为陈腔滥调之前，吉尔吉斯斯坦就已经靠着转卖中国货到其他中亚国家的贸易，赚进大把钞票。对于中国的高度依赖，尽管削减了俄国在吉国的声量，却也激起了吉尔吉斯人的危机感和爱国意识，深怕国家经济完全受中国控制。于是，吉国的国语运动，虽然不涉及字母问题，但底下仍是「去俄化」和「中国威胁」汇聚而成的一股暗流。
然而比起排除俄语、发扬母语，吉尔吉斯人更在意的，似乎别有他物。
离开中亚后，我前往科威特学习阿拉伯文。在那里，我认识了两个吉尔吉斯学生，一个来自首都，另一个则来自东部的乡下。其中，来自首都的男生叫作焦达（Joodar），吉尔吉斯语讲得七零八落，他们两个吉尔吉斯人要沟通，多数时间还是得仰赖俄语。
有次焦达难为情地问我，能不能帮他做个线上英文测验，反正我的汉人面孔，要冒充吉尔吉斯人也是几可乱真。原来他想申请学生签证，去美国读技术学校，然后再想办法留在那里工作，但校方要他先完成语言能力的认证。 「我不想回吉尔吉斯，回去了也找不到工作。」从他的眼神，我分辨不出这场考试对他而言，代表的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我问他，为什么不像其他吉尔吉斯人去俄国工作呢，他只摇了摇头，没有回答我。
我当然不可能答应担任枪手，但也不觉得他会无法通过测验。受过高等教育的焦达，就算失业已经一年，就算母语不够流利，但英语说得终究不差。
后来焦达果然在科威特成功拿到美国签证，现在正在芝加哥一个私营教育机构学习电脑课程，课余时则开Lyft（美国的共享乘车服务平台，类似Uber），扣掉油资成本，一周能净赚三百五十美元。课程结束、学生签证过期后，焦达也不知道能否继续留下，但此刻的他，仍沉浸在美国梦实现的喜悦之中，不管是母语、俄语，重要性或许都不及英语。
塔吉克：既非突厥语族、也不愿靠伊斯兰世界太近
至于塔吉克斯坦呢？简单来说，塔国是所有中亚国家里面，最不可能将文字拉丁化的国家。
首先，它不是突厥语国家，也没有参加一九九三年那场土耳其的语言会议，所以没有随着周边的中亚国家起舞改用拉丁字母。
其次，塔吉克语是波斯语的支脉，而世界上说波斯语的其他地方，使用的则是阿拉伯字母。换句话说，如果文字改革是出于「同语族，就应该使用同种文字」这个理由的话（就像突厥语族国家，一律使用拉丁字母），那么塔国就算要改，也应该是改成阿拉伯字母，而非拉丁字母。
实际上，苏联早期也有专家认为，塔吉克和南边的伊朗、阿富汗同样通行波斯语，如果塔吉克也使用阿拉伯字母，或许有助于向这些国家输出社会主义，将苏联的势力范围向南推。当然，这个想法最后没有实现——塔吉克并没有改用阿拉伯字母，伊朗也没有赤化，而阿富汗即使曾经短暂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也始终没有加入苏联。
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比如苏联的「去伊斯兰化」政策、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爆发的内战、以及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独立后的中亚各国政权，普遍对伊斯兰势力怀有戒心，甚至把伊斯兰组织，视为激进的恐怖份子，对宗教进行压迫。在这些条件之下，中亚国家几乎不可能改用阿拉伯字母，因为阿拉伯字母正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
总之，塔吉克政府既没有采用拉丁字母的「泛突厥诱因」，又要围堵「牵连上阿拉伯字母」的伊斯兰主义，于是决定维持现状，继续使用西里尔字母。再说，在苏联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塔国，整个国家的学术和官僚体系都建立在西里尔字母之上，如果要整个砍掉重来，实在是弊大于利。
但有趣的是，塔国仍有少数学者赞成改用阿拉伯字母，理由是「方便和其他讲波斯语的同胞沟通」，或者「有利于融入伊斯兰世界」。就此来看，「用什么字母」除了可以测量国家的外交风向，也同样反映了知识份子的个人立场。
这个现象不只发生在塔吉克。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初期，也曾有学者透过问卷，得到「61.4%受访者支持使用阿拉伯字母」这个结论。然而这个研究，后来普遍被其他学者「审慎看待」，除了因为问卷样本数量太少，结论可能受学者的立场影响之外，也和国家的「拉丁化政策」背道而驰。
但「61.4%」这个数字，就算在统计方法上不够严谨，倒也不见得全是研究者的刻意夸饰。乌国境内的「费干那谷地」（Ferghana Valley），就是全中亚最虔诚的地区，甚至被政府视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温床」。随着苏联解体，来自沙特和土耳其的资金，也已快速在中亚掀起「宗教复兴」；今日即使是俄化极深的首都塔什干，穆斯林的比例也称不上低。而搭讪我的美发师穆萨耶夫，就是其中之一。
回到台湾后，有天我在脸书上，看到了穆萨耶夫在迪拜哈里发塔（Burj Khalifah）前的自拍，于是点开脸书的讯息视窗问候他。
穆萨耶夫说，因为受到真主阿拉的指示，加上刚好有个同乡在迪拜开了发廊，他几个月前搬去那里工作了。现在的他，对于新生活十分满意，不只薪资更多，苦练许久的英语在那里也派得上用场，「更重要的是，这里更靠近伊斯兰圣地麦加。」
经我追问，穆萨耶夫才说，他之所以离开乌兹别克，也是因为不满政府对穆斯林的压迫。说起这些时他似乎非常气愤，「压迫」这个字后面接着二十个惊叹号。
我不知道他为了练习英语，后来又搭讪了多少观光客，但他的英文突飞猛进，已经可以使用复杂的复合句型。然而他依旧避谈政治——去年让他开不了口的，本来就不只是语言障碍而已。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热爱语言的他显然并不满足；就在我试着翻出笔记本里留有他笔迹的那页时，屏幕上的对话框又跳出了他的信息，「你知道吗？我最近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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