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一次校园性骚扰案件的传播，都是一场“双重抗争”。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朋友、校友以及其他热心参与者，不仅仅要从施害者那里讨还公道，往往还要与校方、甚至相关舆情部门的维稳策略较量。
2018年4月，因申请北京大学对一起性骚扰旧案的处理结果进行信息公开，在校生岳昕受到校方持续的压力。而在7月上旬曝光的张鹏事件中，中山大学同样没有直面问题，而是一方面召集“维稳”会议，要求学生“家丑不可外扬”，强调学生的相关转发，学校均可以追踪，并表示学校的态度“一般是从轻处理”。另一方面对张鹏做停课处理，停止其任教资格，取消其硕博指导教师资格，终止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但即便如此，在对外公告中仍然全文不提“性骚扰”，仅以“师风师德”含混带过。
丑闻曝光后，张鹏作为当事人发声，承认其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存在“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行为，但他同时强调已经接受党纪处罚，认为相关曝光文章存在污蔑及夸大。而作者黄雪琴也立即回应张鹏，愿通过法律渠道对质。耐人寻味的是，张鹏的辩护声明仍在，而黄雪琴的回应却在微博被删除。
即使这已经不是校园性骚扰第一次被曝光，媒体报导、公众关注的重点依然会或多或少集中在“明星学者”个人光环与性骚扰之间的巨大反差：为什么那些学术突出、教学优秀、被众多其他学生和同事所认可、敬重的学者会有如此阴暗的一面，他们为何“需要”如此？甚至，对这一问题的不解还会进一步发酵成一种“被害者有罪论”——如果不是受害人本人的问题（自愿的迎合、不懂得拒绝、懦弱的默许），性骚扰本来可以不发生，或者很容易摆脱。即使近年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粗鄙观念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更为隐蔽地归因于“受害者不够强大、坚韧”的精巧论调却越发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