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阿克顿勋爵
在我以实习医生身份值班的第二晚，护士传呼我，一位晚期肠癌病人排泄出许多鲜血。我听出这件事的紧急性，便放下手头一切工作，赶过去病人身边。看到蓝色便盘中那堆暗红色的排泄物时，我像电子游戏《The Sims》（《模拟市民》）里的小人看见火灾般，手舞足蹈了一阵才定下心神，拟出以下计划：为病人抽血，过会儿帮他输血；目前先以静脉输入生理食盐水，帮他维持血压；要是再不行，就上强心针。
我开始在病人身边忙上忙下。在我为他抽血的过程中，他不住呻吟：“我好辛苦。俾我死啦。俾我死啦。”我大义凛然地喝道：“咪郁！你乱郁我点帮你吖！”（别动！你乱动我怎么帮你！）
为他吊了两包生理食盐水后，他的血压仍旧偏低。家人还没赶到，我在请示驻院医生后，为病人上了强心针。没过多久，驻院医生也赶到了，与我一同站在床边，光站著，听病人的呻吟声。那是一道绵长，没有尽头，只容得下偶发的少许音阶变化的呻吟声。我几乎以为他已经忘记怎么呼吸了。在那一刻，发声似乎成为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用了强心针啊。”驻院医生含糊的语气如同自言自语。
“是的。”我随侍在旁，深怕自己做错了甚么事，小心翼翼地答话，没敢补充这是她本人在电话中所同意过的。
“我倒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差。”她疲惫地说。此时，我们身后的另外一个病人既笑又无奈地开腔：“喂，你地可唔可以俾啲咩药佢等佢唔好出声吖？他嗌咗几粒钟啦，吵到全世界都训唔到。”（喂，你们可以给他这个什么药，让他别发出声吗？他叫了几小时，吵到全世界都睡不著。）
我和驻院医生对视，均无法答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药物能够阻止将死之人的呻吟。
那时我真的以为他要死了，但他没有。
那个深夜我离开现场，继续流连于其他病房，等到大白天了，才因为另一位病人而回到这间病房。每回值完夜班后，我都觉得自己死过一回；看见天色破晓时，总有恍如隔世之感。我在病房里看见射进窗户的日光，看见新的世界，看见他，坐在椅子上，仍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却很安静。头向著窗户，眼神没有焦点。点滴架上一包鲜血一包生理食盐水。
他活下来了，我想。他和我一样，看见了今天的太阳。这让我觉得非常抱歉。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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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是个能做决定的人了，不必事事请教驻院医生。于是，当一个女儿告诉我，驻院医院指示她那刚入院的母亲，必须等待言语治疗师评估后方能进食，但她有预感母亲将在几天内死去，故她提出想亲手喂母亲吃饭时，我未经细想便一口拒绝。
“抱歉，”我说：“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猜，病人的女儿一定很讨厌我。她会认为我滥用权力，在病人临终之际，却连如此卑微的心愿也不许她实现。我可以辩解，我如此无情并不是因为我有权力，而是恰恰相反。
当时我是实习医生。我有权力容许或禁止病人以口进食，有权力处方或是停用他们的药物──但其实我也没有权力。因为我是那么的怯弱，我不知道驻院医生会否怪责我未尽本份，不知道其他病人家属会否质疑我失职，于是我永远只打安全牌：维持病人的心跳。即使我没有能力让他们活下去，我也尽量动用一切手段让他们别死......起码别死在我手上。
我想起那些曾经不礼貌地对待过我的看门人，他们喝骂我，不许我破坏规矩、肆意进出，哪怕室内主人毫不在意。我曾经因著他们的行为而大反白眼，认定华人天性如此，抱著一丁点儿可怜的权力便有风使尽艃，权力欲与能力不成正比，也不瞧瞧自己甚么身份──主人家都还没出声哩！
如今我才晓得，他们严格执行自己的权力不是出于控制欲，而是出于畏惧，深怕自己一旦怠工，赋予他们权力的人便会收回这份权力。而真正有权者，不会屑于向平民展示权力。
现在我是驻院医生了。我成为一个更有权力的人。我当然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运用权力。例如说，说服末期病人的家属别上强心针；与所有亲近家属会面，言明喂食的潜在副作用后，让家人为病人喂食。但有时我还是得被迫运用权力，比方说，为衰弱的病人插胃喉管，或是使用正压呼吸机，或是急救。
这是一件吊诡的事。我们运用权力，权力便也运用我们。在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的年代，许多人死于现代医学可以彻底治愈的疾病。所幸我们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维生技术，帮病人度过身体最虚弱的时候，让他们活著完成治疗。那么多年以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延长生命的权力。
然而，同样的维生技术用在长期卧病在床、无法沟通的病人身上时，便成了拖长死亡过程的工具。现成的技术就摆在这儿了，身为医生，你用，还是不用？为甚么不用？不用是否失职失德？我知道我有权力使用这些技术。而许多时候，我没有不使用的权力。因为这是我的本份。
说来奇怪，我唯有藉著升职、获取更多权力，才能换回更多无为的权力。我想，我始终欠那位末期癌病患者、以及那位婆婆一个道歉。我可以争辩自己并没有做错事，一切都是依照程序，但我应该当个更勇敢的人。不过我想我大概没有机会了──不是我有没有权力道歉的问题，而是这两位病人大概已经没有机会听到了。
（病房笔记之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