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阿克頓勛爵
在我以實習醫生身份值班的第二晚，護士傳呼我，一位晚期腸癌病人排洩出許多鮮血。我聽出這件事的緊急性，便放下手頭一切工作，趕過去病人身邊。看到藍色便盤中那堆暗紅色的排洩物時，我像電子遊戲《The Sims》（《模擬市民》）裏的小人看見火災般，手舞足蹈了一陣才定下心神，擬出以下計劃：為病人抽血，過會兒幫他輸血；目前先以靜脈輸入生理食鹽水，幫他維持血壓；要是再不行，就上強心針。
我開始在病人身邊忙上忙下。在我為他抽血的過程中，他不住呻吟：「我好辛苦。俾我死啦。俾我死啦。」我大義凜然地喝道：「咪郁！你亂郁我點幫你吖！」（別動！你亂動我怎麼幫你！）
為他吊了兩包生理食鹽水後，他的血壓仍舊偏低。家人還沒趕到，我在請示駐院醫生後，為病人上了強心針。沒過多久，駐院醫生也趕到了，與我一同站在床邊，光站著，聽病人的呻吟聲。那是一道綿長，沒有盡頭，只容得下偶發的少許音階變化的呻吟聲。我幾乎以為他已經忘記怎麼呼吸了。在那一刻，發聲似乎成為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用了強心針啊。」駐院醫生含糊的語氣如同自言自語。
「是的。」我隨侍在旁，深怕自己做錯了甚麼事，小心翼翼地答話，沒敢補充這是她本人在電話中所同意過的。
「我倒是沒想到情況會這麼差。」她疲憊地說。此時，我們身後的另外一個病人既笑又無奈地開腔：「喂，你地可唔可以俾啲咩藥佢等佢唔好出聲吖？他嗌咗幾粒鐘啦，吵到全世界都訓唔到。」（喂，你們可以給他這個什麼藥，讓他別發出聲嗎？他叫了幾小時，吵到全世界都睡不著。）
我和駐院醫生對視，均無法答話。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藥物能夠阻止將死之人的呻吟。
那時我真的以為他要死了，但他沒有。
那個深夜我離開現場，繼續流連於其他病房，等到大白天了，才因為另一位病人而回到這間病房。每回值完夜班後，我都覺得自己死過一回；看見天色破曉時，總有恍如隔世之感。我在病房裏看見射進窗戶的日光，看見新的世界，看見他，坐在椅子上，仍是面黃肌瘦的模樣，卻很安靜。頭向著窗戶，眼神沒有焦點。點滴架上一包鮮血一包生理食鹽水。
他活下來了，我想。他和我一樣，看見了今天的太陽。這讓我覺得非常抱歉。但我並沒有告訴他這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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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發現自己是個能做決定的人了，不必事事請教駐院醫生。於是，當一個女兒告訴我，駐院醫院指示她那剛入院的母親，必須等待言語治療師評估後方能進食，但她有預感母親將在幾天內死去，故她提出想親手餵母親吃飯時，我未經細想便一口拒絕。
「抱歉，」我說：「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我猜，病人的女兒一定很討厭我。她會認為我濫用權力，在病人臨終之際，卻連如此卑微的心願也不許她實現。我可以辯解，我如此無情並不是因為我有權力，而是恰恰相反。
當時我是實習醫生。我有權力容許或禁止病人以口進食，有權力處方或是停用他們的藥物──但其實我也沒有權力。因為我是那麼的怯弱，我不知道駐院醫生會否怪責我未盡本份，不知道其他病人家屬會否質疑我失職，於是我永遠只打安全牌：維持病人的心跳。即使我沒有能力讓他們活下去，我也儘量動用一切手段讓他們別死......起碼別死在我手上。
我想起那些曾經不禮貌地對待過我的看門人，他們喝罵我，不許我破壞規矩、肆意進出，哪怕室內主人毫不在意。我曾經因著他們的行為而大反白眼，認定華人天性如此，抱著一丁點兒可憐的權力便有風使盡艃，權力慾與能力不成正比，也不瞧瞧自己甚麼身份──主人家都還沒出聲哩！
如今我才曉得，他們嚴格執行自己的權力不是出於控制欲，而是出於畏懼，深怕自己一旦怠工，賦予他們權力的人便會收回這份權力。而真正有權者，不會屑於向平民展示權力。
現在我是駐院醫生了。我成為一個更有權力的人。我當然知道該如何正確地運用權力。例如說，說服末期病人的家屬別上強心針；與所有親近家屬會面，言明餵食的潛在副作用後，讓家人為病人餵食。但有時我還是得被迫運用權力，比方說，為衰弱的病人插胃喉管，或是使用正壓呼吸機，或是急救。
這是一件吊詭的事。我們運用權力，權力便也運用我們。在醫療技術沒那麼發達的年代，許多人死於現代醫學可以徹底治癒的疾病。所幸我們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維生技術，幫病人度過身體最虛弱的時候，讓他們活著完成治療。那麼多年以來，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延長生命的權力。
然而，同樣的維生技術用在長期卧病在床、無法溝通的病人身上時，便成了拖長死亡過程的工具。現成的技術就擺在這兒了，身為醫生，你用，還是不用？為甚麼不用？不用是否失職失德？我知道我有權力使用這些技術。而許多時候，我沒有不使用的權力。因為這是我的本份。
說來奇怪，我唯有藉著升職、獲取更多權力，才能換回更多無為的權力。我想，我始終欠那位末期癌病患者、以及那位婆婆一個道歉。我可以爭辯自己並沒有做錯事，一切都是依照程序，但我應該當個更勇敢的人。不過我想我大概沒有機會了──不是我有沒有權力道歉的問題，而是這兩位病人大概已經沒有機會聽到了。
（病房筆記之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