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一种镶篏工序。通过把决定要铭刻之物，镶篏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中，结合之后大概可以得到一种更为深刻的铭刻。而铭刻之物，在与个体生命结合的过程中，其投影亦变形，而出现某些独特而内在的变化。在文学而言，这，或者便是经典化的内在过程。
我在大专院校中当漂流兼职讲师多年，其中一门课是给电影学院高级文凭的学生上的必修课“现代中国文学选读”（下称“选读”），以及选修课“小说改编电影”，其中必教的是刘以鬯先生的《酒徒》及《对倒》。这些非文学专业的学生，部分也许本身想著离开中学后一辈子都不用再修“中文课”，却要来读文艺的现代主义小说，其学习动机之低可想而知。我一意要教《酒徒》的意识流及《对倒》的平行结构，本是认为此乃作为香港文学工作者之职责所在，但历年面对学生、调整课程的过程，亦可视为刘以鬯作品与当下语境互动、变化、更新的试验，本文聊记数笔，以志对刘以鬯先生这位文坛巨人的敬意。
年轻人因为现在的社会问题如楼价、工作状况、生活空间等等困局，非常自觉于身处社会边缘，因此很自然地承继了刘氏作品中的批判视角，与作品产生感通，能以作品的视角来审视香港社会。
年轻人怎么读懂《酒徒》
在2011年开始教“选读”时，已发现学生对香港文本的兴趣远大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作品如鲁迅、老舍等，我与其他教此门课的导师议定，不如增加香港文学的篇章数量。想来这也是香港本土思潮兴起，对本土事物的认同和兴趣大增。
这些学生很清楚自己将要进入电影这一创意工业，部分在学时已开始体验实习。《酒徒》中老刘面对商业与艺术、巿场与自我之间的挣扎，他们本有体会，教课时会感到文本乃是一个触媒，点燃起他们对社会的本有感受，理解很易打通。刘以鬯的《酒徒》、《对倒》、《岛与半岛》等小说中，都饱含对香港社会的批判，部分由知识份子角度出发作结构性的批判（如对炒楼炒金的泡沫经济之否定），部分则是庶民生活的角度（如物价飞涨、治安不稳），总而归结为一种关注民生的普遍性角度，让大众读来有共鸣，亲近庶民而轻视那些华而不实涂脂抹粉的官方举动。我想起1960年代、友联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火树银花相映红》等，也是从民生而到政治作出对香港社会的尖利批判，这里面大概有香港南来文人的左翼视点与风骨，有一种外来的批判眼光，与刘氏作品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