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了，为何刘以鬯的《酒徒》仍能震撼香港年轻人？

回忆是一种镶篏工序。通过把决定要铭刻之物，镶篏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中，结合之后大概可以得到一种更为深刻的铭刻。而铭刻之物，在与个体生命结合的过程中，其投影亦变形，而出现某些独特而内在的变化。在文学而言，这，或者便是经典化的内在过程。

我在大专院校中当漂流兼职讲师多年，其中一门课是给电影学院高级文凭的学生上的必修课“现代中国文学选读”（下称“选读”），以及选修课“小说改编电影”，其中必教的是刘以鬯先生的《酒徒》及《对倒》。这些非文学专业的学生，部分也许本身想著离开中学后一辈子都不用再修“中文课”，却要来读文艺的现代主义小说，其学习动机之低可想而知。我一意要教《酒徒》的意识流及《对倒》的平行结构，本是认为此乃作为香港文学工作者之职责所在，但历年面对学生、调整课程的过程，亦可视为刘以鬯作品与当下语境互动、变化、更新的试验，本文聊记数笔，以志对刘以鬯先生这位文坛巨人的敬意。

年轻人因为现在的社会问题如楼价、工作状况、生活空间等等困局，非常自觉于身处社会边缘，因此很自然地承继了刘氏作品中的批判视角，与作品产生感通，能以作品的视角来审视香港社会。

年轻人怎么读懂《酒徒》

在2011年开始教“选读”时，已发现学生对香港文本的兴趣远大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作品如鲁迅、老舍等，我与其他教此门课的导师议定，不如增加香港文学的篇章数量。想来这也是香港本土思潮兴起，对本土事物的认同和兴趣大增。

这些学生很清楚自己将要进入电影这一创意工业，部分在学时已开始体验实习。《酒徒》中老刘面对商业与艺术、巿场与自我之间的挣扎，他们本有体会，教课时会感到文本乃是一个触媒，点燃起他们对社会的本有感受，理解很易打通。刘以鬯的《酒徒》、《对倒》、《岛与半岛》等小说中，都饱含对香港社会的批判，部分由知识份子角度出发作结构性的批判（如对炒楼炒金的泡沫经济之否定），部分则是庶民生活的角度（如物价飞涨、治安不稳），总而归结为一种关注民生的普遍性角度，让大众读来有共鸣，亲近庶民而轻视那些华而不实涂脂抹粉的官方举动。我想起1960年代、友联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火树银花相映红》等，也是从民生而到政治作出对香港社会的尖利批判，这里面大概有香港南来文人的左翼视点与风骨，有一种外来的批判眼光，与刘氏作品一脉相承。

数十年以来，仍有一代一代的文艺青年被《酒徒》撼动，主要还是因为《酒徒》中鲜明前卫的意识流语言。

刘以鬯没有放大其中政治的部分，他把香港与上海、中国的对比归为一种个人的思念之情；对社会的批判则呈现为从整体社会大众角度出发的关怀，是思考“我居住的城巿如何可以变得更好”的本土关怀。而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因为现在的社会问题如楼价、工作状况、生活空间等等困局，非常自觉于身处社会边缘，因此很自然地承继了刘氏作品中的批判视角，与作品产生感通，能以作品的视角来审视香港社会。

刘以鬯的现代主义长篇小说，往往并不著重戏剧化的情节，而重生存状态的描述。学生对于故事情节的把握多半没有问题，认同感高。但他们也许较少阅读文艺小说，对现代主义的诸种形式难以穿越，尤其“意识流”那种跳跃散点的内心流露。以往香港文学的课是很少的，现代主义文艺也多半是要在大学才能学到；不过数十年以来，仍有一代一代的文艺青年被《酒徒》撼动，主要还是因为《酒徒》中鲜明前卫的意识流语言。是以《酒徒》那著名的开首“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才会被那么多人熟背；王家卫的蒙太奇有时极充份地体验出意识流的特色（而最明显的作品应该不是《花样年华》而是《东邪西毒》），他一直特地追溯著刘以鬯；八十后独立音乐人黄衍仁也表示过《酒徒》的意识流语言曾对当时仍是中学生的他造成巨大震撼。

“内心”消失．重提意识流

所以我决心课程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意识流”。这本来是通过学习术语定义、再加阅读数个文本呈现之传统方法来对照进行的。意识流本是心理学术语，指人的意识是不断流淌变动，没有固定的逻辑与方式，随意跳跃，而人的记忆、梦境、欲望、创伤、想像都会在意识中不断穿插，既受到特定外在空间的牵引，又具超越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意识把这一切自由联结为一个整体。文学上则多以自由联想、连绵出现的截断句、由音节与音乐性引发的跳跃连结、表面上无逻辑连系的意象等方式来表达。当然你现在可在维基、百度、互动百科上轻易找到相关资料，学生们搬字过纸没有困难，但即使做过报告也可能只是对定义囫囵吞枣，数个文本的佐证阅读似乎是不足够了。

年轻时其实没有很喜欢《酒徒》，因为觉著太愤世嫉俗，自己认为世界的可能性还很多，不必那么颓丧。是到中年因为要教书，一再读《酒徒》，突然平添大大的认同感。

于是后来我采用体验式教学，在课上让学生做一段“自动书写”的练习（时间不太够，一般要做半小时以上才见意识与内心的真章）。体验一开始时是非常有效的，他们做完之后交换来看，在对照中看到自己的意识流动状态，与他人的型态之相同与相异。当然浅尝即止的练习未必能让学生熟练于意识流技法，但习作体验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我发现这一代青年的内心虽然可能更为复杂（受到手机等媒介影响），但对自己的了解却是更加不足。犹有甚者，后来发现“自动书写—流露内心”的概念原来是可以被推翻的：有些学生全程在背歌词，没有裎露过自己的内心——原来“内心”的“自动化”可以被外在的商业格式全然占领？！创作方法大如“自动书写”都可以被破掉，我不禁慨叹，难道这一代人要流露自己的内心，是特别困难吗？“内心”，是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吗？正因如此，我觉得特别要重提意识流、自动书写等观念，以助人们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心。

相较而言，刘以鬯的意识流的结构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其中不少揉合了赋比兴的手法，占去很大部分是中西方意象的混杂揉合，也是有意识地用以呈现“现实VS内心”的对比。昆南《地的门》比《酒徒》出版更早一年，其中受乔哀斯《尤利西斯》影响的程度更明显——刘以鬯对于语法和词义的破坏，就没有昆南那么大幅鲜明。刘以鬯大概希望“酒徒”的意识流状态，是比现实更精致秀丽的。

难道这一代人要流露自己的内心，是特别困难吗？“内心”，是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吗？正因如此，我觉得特别要重提意识流、自动书写等观念，以助人们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心。

因为骄傲与能力

诚如学者危令敦指出过，《酒徒》的人物与情节中其实沿用了不少传统手法，也有刻板印象，尤其对于女性角色的设置惊喜不多。年轻时其实没有很喜欢《酒徒》，因为觉著太愤世嫉俗，自己认为世界的可能性还很多，不必那么颓丧。是到中年因为要教书，一再读《酒徒》，突然平添大大的认同感。

我深刻认识到，酒徒老刘人格中的扭曲。因为不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写庸俗的黄色小说武侠小说糊口），他生活在极大的痛苦中，以致要在酒精中逃避现实，这底蕴里有著对自己的强烈厌恶。但当文艺青年麦荷门要他一起办文艺杂志，完全体现他的才华，老刘却又诸多推搪，在推搪中又不禁流露出他的高瞻远瞩：他的文艺观念，认为五四一套文艺形式已落伍，须向西方前卫现代主义看齐，跨越中国传统及现代文学的观念，走向国际，体现新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等等，都较麦荷门单纯的文艺观更为层次复杂，也大胆前卫。他更提出自己对香港社会的观察：文艺断难创出一片新生态，来泼麦荷门的冷水。此时的老刘，精明锐利，不同凡响。但当老刘面对社会上真正的商业操作，比如写电影剧本，则又变成一个束手无策、任人宰割的传统弱势文人，写成剧本被偷了点子却收不到钱，沮丧无助。老刘的悲剧是，他既无法安于回到传统文艺的舒适圈，又不能驾御商业逻辑而体现自我，只能不断出卖与剥削自己来维持不算很舒适的生活。这种型态，我在不少跨越商业与严肃的创作者身上见到过。

酒徒的世界有著一种堕落感——而我的意思是，是因为他有能力才会堕落。如果没有能力适应通俗文学的商业齿轮运转，又或者没有对于文艺的深刻执著之审视目光，根本不会出现堕落。

而我后来一再提醍学生们注意老刘的骄傲。他不是不能洞悉这一切；他的文学才能与识见，尤其让他体现一种艺术家的骄傲，出于文艺观而能迅速作出判断的骄傲。酒徒的世界有著一种堕落感——而我的意思是，是因为他有能力才会堕落。如果没有能力适应通俗文学的商业齿轮运转，又或者没有对于文艺的深刻执著之审视目光，根本不会出现堕落。就像《迷幻列车2》里说，“当有机会的时候就会有背叛”，也是因为有能力，有机会选择（是商业还是艺术？），才有机会堕落。

选择与痛苦

我们这一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少作家、画家、电影人等等，都有过“进入主流”的“机会”，像是机会的东西，像是可以选择甚至创造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我们完整进入主流前，主流却已率先崩溃。

“选择”是香港人的关键词之一。有一种生物叫英国人，有一种生物叫中国人，而香港人则是夹在中间的混杂物；部分特别有意识的，更是既不想做英国人，也不想做中国人，始终想望著河的第三岸，另外的选择。在压迫逐渐增大，空间逐渐闭合的时代，想望选择本身，原来就带来痛苦。

我们这一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少作家、画家、电影人等等，都有过“进入主流”的“机会”，像是机会的东西，像是可以选择甚至创造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我们完整进入主流前，主流却已率先崩溃，传媒、娱乐、零售等渠道都受网络冲击而重组，而网络与社交媒体又呈现更清晰的主流型态，无法保障生活与艺术上的发展。于是有人进入学院，有人归园田居，其余留在江湖打拼的，就要面对永远的白手兴家状态，在一切纽带的全面崩解中做西西弗斯。无论是生活、艺术还是政治，都仿佛有迫问：认输与不认输，哪个比较痛苦？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需要《酒徒》：认输与不认输，都大概是痛苦的，然而把痛苦深入推进到变成一种创造，就是语言世界的胜利，可以超越目前的现实。创造，而把结果留给后世评论。揣想一种后世的眼光：《酒徒》也是成书二十年后，才被推为经典的。对学生、对友人、对自己，这样说：终归会有人明白你所做的一切。这样痛苦，比较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