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合拍片的阴霾下，香港电影至今仍能保持著刚毅的生命力。甫进2019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便颁发其年度大奖，两出题材风格迥异的作品：风格化的《三夫》（2018）和走写实路线的《沦落人》（2018），共同囊括了全部五个奖项，连同几部推荐电影，似乎颇能表现近年香港电影的本土探索的日趋多元。可是，在刚于去年底颁发的金马奖中，香港电影明显处于弱势，远不及台湾和内地电影瞩目。是香港电影的艺术水平不及其他地区，还是因取材过度本土化，使香港电影难以感染华语电影的观众？
香港电影已死，还是已变成一种认同感？
拯救垂死香港电影的良方，是本土——但其实“香港电影已死”的论断已经过时，起码在大家终肯承认，香港电影已回不了昔日黄金时代，各种诊疗式论述便开始出现。有论者接受合拍片主导华语电影市场的现实，积极挖掘香港电影精神怎样寄生在主要为内地市场而拍的电影里，例如有周星驰把《西游记》翻拍、颠覆又翻拍、徐克将港式政治寓言偷运进《智取威虎山》、还有杜琪峰将《非常突然》的宿命观改编成《毒战》，再不然就是王晶把昔日的港式类型，劣拙地套入如《赌城风云》和《追龙》等电影里。
但更能迎合香港本土观众口味的论调，则是坚执地强调香港电影的顽强生命力。香港电影有其主体性，香港精神正在其本位意识里，诸如此类的说法一直流传著，借以鼓动香港观众在面对本地电影市场持续疲弱的现实下，仍有入场支持香港电影的理由。“本土”成了理解香港电影的新关键词，当产量和票房再无可能证明香港电影仍然活著，人们唯有寄望，新一代电影人能拍出足以表现香港社会文化的作品，以便说明一个带点诡辩味道的道理：拒绝向内地市场妥协，方能证明香港电影的主体性。
当拒绝内地市场，甚至以无视内地审查制度成为了某种香港电影的定位时，“本土”也成了一种以捍卫社群认同为基调的文化政治。
两种论调之间并非不是没有妥协的余地，却主宰了我们对今天香港电影的基本想像。 很多普遍认为满有香港特色、也没刻意迎合内地市场的香港电影，其实都有内地资金支持，怀旧式热血如《打擂台》（2010）、港式温情如《桃姐》（2011）、刻划香港政经结构如《窃听风云3》（2014）、或甚是实写香港历史如《明月几时有》（2017），全都实实在在地拿内地资金，也爽爽快快地在内地上映。可是，当拒绝内地市场，甚至以无视内地审查制度成为了某种香港电影的定位时，“本土”也成了一种以捍卫社群认同为基调的文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