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占领”语文中心事件的发展，再一次呈现了香港社会问题或矛盾不断积累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各路人马，包括校内师生和管理阶层、大众传媒、键盘战士，做出了大量的行动──从设定修读普通话课程作毕业门槛，到引入三成合格率的豁免试，结果激起了学生的抗争，先依据正规程序提出诉求，再启动体制外的示威占领，继而触发了激烈的公共论争、教师校方的反弹及对学生严厉的惩处，然后是新一轮的抗议论争，其产生的效果，不仅没有解开困局，更回避或置换了问题，甚至令根本的问题无法被提出，自然也就不获处理。当中的关键，是一种把焦点置放于行动形式和表面分歧，而非处理根本问题的头痛医脚式做事习惯，体现的除了是一种“缺学无思”（thoughtless）的状态外，还令人对根本的问题失语，最终陷入不断积累问题的恶性循环。
院校内外的缺学无思
源自语文教学考评安排的争议，经媒体的选择性报导后，很快就变成了学生态度行为是否恶劣、教师是否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校方处理有没有过于严苛、港人应否学普通话等争论。然而，事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却不甚了了。浸大学生之所以“占领”校内语文中心，是因为不满普通话豁免试合格率过低？还是抗议评分机制不合理？学生示威口号“我唔想读普通话”，是指不想上校方安排的普通话课程？还是完全不愿意学习普通话？是不喜欢强制必修、被迫上课？还是不喜欢教学及评核方法？或是不满意课程内容？为什么学生有如此的取态？这种取态合理吗？这些使学生甘冒不韪、作非常之举的根本问题，如果被扫在一旁，把焦点转移至有关态度及形式的争论，“深层次”的矛盾自然不断积累。
聚焦于态度及形式的争论，不断重申既有的立场或观点，回避或转移根本的问题，反映的是一种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阿伦特） 所指的“缺学无思”状态。缺学无思，就是只懂不断重复各种陈腔滥调、琐碎事实，无法听进跟自己观点不同的声音，当重要事物走近时不懂或拒绝回应，自外于公共的沟通，也缺乏与内心的真诚对话，因而难以汲取新的想法、获得新的知识，也无法解决旧有的困局。
浸大语文教学风波的发展，似曾相识。近一点的有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港专）国歌事件、教育大学“凉薄”大字报与中文大学港独横额事件，远一点的则有香港大学、岭南大学学生包围校委争议。这些事件，最后都化约为学生的品德与行为问题，或校方的处理程序是否横蛮霸度；公共舆论的观点，不外乎“学生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必须守法、和平、理性”v.s.“校方压制言论自由、学生权利，不守程序公义、缺乏民主参与”。有趣的是，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同样会指责对方破坏大学的形象或根基，都强调要守护大学。然而，大学的根基，或教育工作的原则，却往往在讨论中缺席。
在信息泛滥、专注力稀缺、企业断垄传媒的年代，大众媒体愈来愈追求hit rate，容易倾向“每天给我一件谋杀案”式思维，出现缺乏深入调查、淘空前文后理的评论，重复各种“有正有反”的套话，甚或作哗众取宠的报导，自然不难理解，尽管确实在强化缺学无思的习惯。另一方面，大学生未能向公众清晰解释他们为何抗拒校董的委任方式、支持张贴大字报与横额的自由与自律、争取表达政见及不顺服的权利、提出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的安排，以至说明为何用“占领”的行动方式去争取，并不违背他们所重视的民主、自由、人权、公义原则，的确“并不理想”，也“可以改善”，但亦相对情有可原，毕竟他们仍在求学。
然而，倘若掌管大学方向、保证教学质素的管理层和教师，也不能依据教育的原则、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撑其政策规定，只靠不断重复“普通话、英语、科技对学生十分重要”这类老生常谈、陈腔滥调，拒绝提供“设定普通话毕业门槛的确有助学生学好语言”的可靠证据，只会令人更感失望。
近年香港的大学在既有的学科要求外，不断设立各种必修必读必考必做等统一毕业门槛，例如浸大的普通话必修课，或岭南大学的各式英语基准试（如IELTS）、服务研习（Service Learning）、要求学生学习十八般武艺的综合学习计划（Integrated Learning Programme）、信息科技必修课程及考试（Information Technology Fluency，ITF）等等，除了指出语文、科技、参与社区、多元智能对学生十分重要外，我们并没有看到在这些政策制定过程之中，推动者究竟参考依据了哪些教育理论或扎实的教育研究，以证明这些具体的措施，的确能有助学生学好语文、掌握科技、“全人”发展。
而当面对学生的反感和质疑时，学校当局或相关教师如果仅以“入学时就应知道毕业门槛”或“必修课程都是为你好，失败只因你不够努力，不应怪罪他人”作回应，又或推说大学已依足既有决策程序制定课程，以确保质素，反映的是他们已无法听进挑战既有观点或做法的声音，不懂或拒绝回应根本的提问，结果只会错失守护大学形象和根基的机会。
学生入学时“知道”毕业门槛，甚或“知道”必修课程的原意都是为他们好，并不代表他们理解和认同有关安排。不理解不认同这些毕业门槛，加上本科的学习要求、需要兼职赚取学费、与朋友家人的正常社交，在吾生也有涯的状况下，被迫参与各种他们不一定感兴趣、或不适合老师的教学模式及考评安排的额外必修课，自然感觉浪费时间，亦无心向学，又如何产生这些课程声称的教育效果？倘若校方无法提供教育理据，说服学生愿意主动学习，却不断施加各种强制的规定，逼令学生做其不想做的事或不能做其想做之事（也就是“暴力”） ，同时又要求学生需“和平”、“理性”，这不仅是伪善，同时也是缺学无思的明证。
教育的失语：无人回应为何学生想学唔想读
经常以行为形式和表达态度置换一些根本的问题，一个很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令到我们无法发展出一套语言，用以分析和理解这些根本的问题。在经济实用价值主导下的当代香港社会，我们很难相信大学生完全没有动机学好普通话（和英语） 。就算带强烈本土派政治倾向的同学，大概也很愿意习得流利的普通话／国语 ，跟台湾朋友交流。学生示威标语中强调的是“唔想读普通话”（不想修读普读话），针对的应是语文中心的强制课程，而非“唔想学普通话”。正如不少积极准备往欧美澳纽当交换生、英语水平良好的学生，又或长期浸淫社交媒体，手机程序、电脑技术超卓的同学，也曾向我表示：“唔想读大学安排的英文或IT”课程，难道他们真的抗拒全球都重视的英语和科技？仅提出普通话对学生未来工作的重要性，远未能支撑像语文教学与教评门槛这类具体的安排，正如公众大概都会认同健康对学生未来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性，也不表示所有香港大学生都必须修读特定的健康课程，或参与特定形式的健康考试。
问题因此是要找出“想学”但“唔想读”的原因，而非苦口婆心或威迫利诱告诫学生都已知道的“语文或IT的重要性”这类老生常谈。以促进师生共同学习为己任的大学，于决定是否引入所有学生都必须修读的课程时，需要提供充分的教育理据，以说明这些强制的正规课程内容和教学考评方法，在现有的社会脉络、大学环境和学习条件下，确实能有助不同兴趣、不同能力的学生的身心发展，而非产生负面的后果，例如令一些学生讨厌语文、抗拒学习。
学生“想学”但“唔想读”所指向的，恐怕正是学校教育的根本问题：课程的内容是否过深或过浅？是否与学生的兴趣和生活相关？语文中心的课程内容、教学与教评方法，建基的是哪一种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教学法是否鼓励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而非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考试评核是为了促进学习？还是筛选分类、威吓惩罚？应强迫还是让学生自愿选择课程？很可惜，浸大语文教学考评安排引起的风波，从一开始到最近的发展，这些根本的教育问题都没有成为讨论和决策的焦点，只重复强调“语文”的“中心”位置，又或针对学生的态度、老师的委屈、校方决策的程序公义，久而久之，只会造成各方对根本教育问题的漠视，以至失语。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促进师生共学？还是提升世界排名？怎样才是有效的教育方法？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源是什么？与政治、暴力、经济利益无关吗？教育归根究底是什么？教育最重要的原则和价值又是什么？这些根本的问题，不仅与教育学系相关，更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回避的。倘若我们不断做大量的事，产生的效果却是置换焦点，令这些根本的问题无法提出、缺乏讨论，最终将引领这个社会走向何方？
当一所大学在处理管理层、教师和学生的分歧时，并非依据教育的理念和原则，而仅以市场需求、政治现实和简单的道德价值作判断衡量的准则，反映的大概也就是大学衰败之兆。放弃对教育的执著、失却言说教育的意欲和能力，恐怕才是对大学的形象和根基的最大破坏。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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