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用普通话学习中文一年后，9岁的香港女孩赖柏晴越来越不快乐。妈妈发现，女儿在学校听老师用普通话读完课本，但回到家温习默书，“自己录音，都是用回粤语录”，而且，柏晴越来越不愿意主动拿起中文课本阅读。
“因为普通话不是我经常讲的，所以我不是太喜欢普通话。”现在读三年级的柏晴害羞地对端传媒记者说。柏晴妈妈也越发怀疑，“普教中”的教育政策是否适合孩子。
自2008年开始，香港公营机构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语常会）开始在中小学推荐推行“普教中”，即在中文课上以普通话教学，截至2005年，香港只有209间，即16.3% 的中小学以普通话作为中文堂的教学语言。然而八年过去，这个计划的最重要参与者 —— 部份学生却没有像预期中学到更多，反而和语文愈走愈远，而家长的质疑声音也越发强烈。
与此同时，参与“普教中”的学校数量也开始下跌。以推广粤语为目标的团体“港语学”自13／14学年开始调查香港中小学“普教中”情况。最新调查结果显示，15／16学年“普教中”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九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减少了1%至30%，为八年来首次跌幅。究竟“普教中”这一教育政策缘何而起，又出了什么问题？
“普教中”扩张迅猛 家长忧虑教学成效
“普教中”可追溯至1999年课程发展会议发表的《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改革建议》。该文件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要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香港人的两文三语能力。
当时，响应这一“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为政府提供语文教育建议的“语常会”正式设立“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二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猛增。
计划指明，“普教中”需要有超过50%以普通话为中文科授课语言，授课老师则需持有中文科教师资格及普通话教师口试要求，或考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等或以上的成绩。
多学一个语言，还要是国家语言，是很值得的，将来不管是娱乐工作旅游也会有用，能听亦能说，这个沟通能力对小朋友来说是愉快又实用的。
根据《小学概览》及《中学概览》，第一届受资助的“普教中”中小学占全港20%，即220间学校。八年过去，超过50%，即510间中小学正在实施“普教中”。根据“港语学”调查，在2015-16年度，全港73%的小学和30%的中学推行普教中，有的是全部班别推行，有的是部分班别。
而立法会的资料则显示，截至2016年7月，由“语常会”先导推行的各项支援花费约一亿八千万元。
柏晴就读的沙田崇真学校于2007年推行“普教中”，二年级共4班全以普通话教授中文。计划实施一年后到任的洪细君校长，更于2009年正式申请成为受资助推行“普教中”的小学。洪细君相信，学生从小学习普通话较理想，因为学生不会害羞、而且记忆力好、对未来发展亦有帮助：“多学一个语言，还要是国家语言，是很值得的，将来不管是娱乐工作旅游也会有用，能听亦能说，这个沟通能力对小朋友来说是愉快又实用的。”
然而，“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前教院）在2015年2月完成的终期报告指，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政策不但没有明显成效，更令部份学生如柏晴般减低学习中文的动力。究竟普教中这一教学政策为何失败？
洪细君后来也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惠及所有学生。她习惯每天在学校大门迎接学生，和家长交流。2015年，一位一年级学生的家长主动向她表示，“好担心『普教中』，不知道怎样和子女温习”。其后，表达意见的家长增加至四位，令洪细君开始思考“普教中”的未来发展。
柏晴妈妈正是其中一位忧心忡忡的家长。她原本期待，女儿借“普教中”提升普通话的听说及写作能力。一年过去，她发现柏晴和讲普通话的亲人交谈的确流畅了，但她对普通话的抗拒程度亦同时上升。
最大的障碍在于：因为普通话非母语，柏晴在运用语言上需要先从广东话的角度思考，再翻译为普通话，令她“绕多一圈”，繁复的思考过程大大减低柏晴的学习动力。柏晴妈妈说，女儿曾因默书分数不理想而闷闷不乐，“她说自己虽然温习过，但仍然混淆了（普通话和粤语的）不同字词”。
为了解全部家长的意见，校长洪细君遂分发问卷， 并举办座谈会、谘询会，讲解“普教中”的好与坏。在考虑师资、教学资源等条件下，洪细君决定由今年9月的新学年（即本学年）开始，让学生可自由选择以粤语或普通话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
我觉得学中文应该是用最直接的思考模式，希望她以最简单的方法做最好的自己。
采取“灵活选择”模式后，这间小学二至四年班的“普教中”的班别大幅减少：二年级从四个班跌一个班，三年级从五个班变成两个，四年级则从五个班变成三个。
洪细君认为弹性安排并非走回头路：“如果大家都不同意，我为何要坚持一个政策呢？”
柏晴妈妈问了女儿意见后，也为女儿选择“粤教中”班别：“她某程度上是有得益的，但权衡轻重后，我觉得学中文应该是用最直接的思考模式，希望她以最简单的方法做最好的自己。”
“普教中”理据之争
究竟用普通话或粤语来学习中文，效果有何不同？
“语常会”于2003年1月公布的《提升香港语文水平行动方案》指出，“以普通话学习中国语文科的学生的普通话能力有所进步，他们在中文写作方面的能力，亦较以广东话学习的学生为佳”。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证据支撑，报告又指，未有确实证据证明“普教中”学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有所改善，其中两项研究更发现“普教中”学生的中文能力与“粤教中”无分别，甚或更差。
然而，“语常会”仍然表态全面赞成课程发展议会以使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科为长远目标。“港语学”认为，香港推行“普教中”是“政治任务”，“你可以看到是全国政策，中共统一文化的手段。”2011年12月，广东省政府通过《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规定全省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络音视频节目均需以普通话作为基本用语，而使用方言（即广东话）播音的，则需由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广播电影电视部门批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必须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
谢锡金教授现任港大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总监，他曾于2000-2002年度担任“语常会”委员。他对端传媒记者回忆说，当时并不赞成“普教中”。他解释说，小朋友10岁以前都应该以日常生活学习为主，若在小学阶段施行“普教中”，不懂普通话的家长会无从入手，减少家庭教育，还可能降低小孩子阅读理解能力。
“学校是一个老师对三十个学生，而家庭则是一个学生对六个成人。如果家长因担心自己的语言不准确而拒绝教授子女，代价是很大的。”谢锡金说。
支持“普教中”的一派，常以学习普通话能够提供写作能力为理据，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林建平是其中一位。他一直支持落实“普教中”，在早前明报访问中指，普通话属现代汉语的口头形式，与书面语“一纸两面，高度结合”，不同于粤语书面语及口语有不同，故学生说话至下笔时不用再转化。
这种“我手写我口”的理念发源于清末民初的变革思潮，主张以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五四运动中蓬勃发展。不过，要做到“我手写我口”，是否一定要利用普通话？谢锡金对此则持不同意见。
谢锡金指出，目前的香港中文教科书都以标准中文书写，亦能以广东话朗读。他对端传媒记者表示，有一段时期从中国内地来港的人多主张“我手写我口”， 那批人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读书人，故此文笔优雅，你现在去广东道问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我手写我口？”谢锡金反问道。
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对于中学或小学学生，都没有研究数据证明，以普通话学习中文能改善写作。
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
具争议的“普教中”计划推广八年，参与学校此前一度急升，但从去年开始，已出现回落趋势。教育局至今没有正式统计参与普教中的学校数量，端传媒综合“港语学”和的相关研究报告的数字发现，自1997年至2014年，普教中的中小学从10间上升至519间，但至2015年，已经回落至510间。
有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官立学校校长对端传媒表示，今年小一开始取消“普教中”，因为“未见到学生有显著改变”，而同时，在编排师资上亦有困难，“普教中”需要特定的中文老师，这意味着，原本经验丰富的中文老师因为不懂普通话，而不能教授“普教中”班别，未能就着个别老师的强项分配师资。
普通话是国家的语言，是应该学的，但不是在初小开始，小四开始成效会好很多，想学生学好两文三语其实不难，但现在胡乱去做会造成很多无谓的困难。
对于“普教中”的未来发展，“港语学”认为会逐渐式微。“教育局以“语常会”推广“普教中”已经是最后的可用手段，但学校数目仍然下跌。”“港语学”召集人陈乐行对端传媒记者表示，加上多份报告证明这一教学模式没有显著效用，教育局已很难再大规模推行“普教中”。
不过，谢锡金则认为长远来说，推行“普教中”没有问题，只是在小学阶段操之过急推行，会窒碍孩子的学习发展。“普通话是国家的语言，是应该学的，但不是在初小开始，小四开始成效会好很多，想学生学好两文三语其实不难，但现在胡乱去做会造成很多无谓的困难。”
对于语文写作学习，谢锡金认为应以意义为主，而不是读音：“如果你只给他音，他很快就会忘记，若你给他意义，他要学其他语言的音就会很容易。”
而假若要学好普通话，谢锡金亦认为不需要把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他们只是学另一种语言的音，其实不需要作为教学语言，只要好好用课堂时间的10分钟去读，然后给他们光碟自己回家听，那他们的广东话和普通话都可以很好。”
不过，仍然有不少家长认同普教中的作用。小学四年级的陈溢颐目前同样就读沙田崇真学校，她觉得“普通话的语气，字眼都比粤语生动，故此自己坚持选择“普教中” 。以普通话为母语的溢颐妈妈则认为，在朗读“小心翼翼”等字词时，粤语除了较难表达意境外，亦会影响子女的写作，“粤语会说『你给我东西先啦』，与写作的语法次序不一。”
柏晴妈妈同样承认，粤语比较多“口语”，她曾问女儿会否用普通话写作更加好，但女儿却给出自己的答案，“我手写我心，当我在学习这种语言时是直接和快乐的，我写出来的文章自然是不同的”。柏晴妈妈认为，或许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但对她和女儿而言，大量的阅读已经能改善写作能力，希望先打好小朋友的语文基础。
相比硬性规定学生“普教中”，谢锡金认为沙田崇真学校的弹性安排比较适合，“其实是很合理的，中文成绩好的学生可以用普通话学，但有些学生用自己的母语学习是快很多的，通常是让一班成绩好的学生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