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遇过一位年轻的末期病患者，每当我询问其人是否愿意在心脏停顿时接受急救，答案总是“是”，然而这位年轻患者并非大家可能想像出的模范病人，病人试过自行拔走喂食的鼻胃管，也曾向医护人员表达轻生的念头。
当时，我在巡房时撞见这个病人与家人争执，因为那个早上，病人拔除鼻胃管，坚持不愿插回去。家人则半急半怒地指责病人，拒绝鼻胃管令护士难以喂药，为护士带来麻烦。我后来提醒他们，大部份药物都有药水替代，暂时中止了这场争论；最后言语指疗师再度评估后，判定病人适合以口进食，毋须插鼻胃管，可谓皆大欢喜。
至于轻生的问题，我们除了为病人加上Suicidal Precaution（自杀预防措施）外，又找来精神科医师会诊，以及转介社工提供心灵上的支持。待社工走后，我走近床边问：“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病人答：“是的。”
我问：“还有了结自己生命的念头吗？”
“目前没有。”
“我明白了。那么，我还是想再问你一次：如果你不幸心脏停顿，你会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是插气管喉吗？”
我以为答案仍会是“是”，然而病人却给了出人意料的回答，病人抬起左手，食指与大姆指相碰，比出OK的手势：“医生，这是你第三次问我这道问题了。”
我愣了一愣，忽然意识到我的行为在病人眼中有多么自相矛盾，哪有刚刚安排一堆东西防止别人自杀，转过身来又劝别人不要接受急救的道理。我不合时宜地半咳著笑了一声，搬出标准台词：“因为你的病情已算比较后期，心肺复苏法成功率低，创伤性大，未必能帮你过有品质的生活......我不是书记，你说甚么我就抄下来甚么，我是你的医生，我有义务告诉你我的判断嘛！”
病人想了一想，问我：“我需要签名同意吗？”
又一句出人意料的回应。我没想过病人会关心这一点，便小心翼翼地答：“你不需要签署住院病人的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那份由我们签就可以了。不过，若果你在出院后也不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法，你可以签署预设医疗指示。”
当晚，在数位家人的见证下，病人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指明自己不希望在病情到达末期时，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插气管喉。预设医疗指示的文件上只列明病人不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插气管喉，病人可自行填写其他自己不欲接受的医疗程序。我照本宣科念出“我不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法或插气管喉”后，病人点点头；此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道：“你希望接受鼻胃管吗？如果不想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写下来。”
“不。”病人第三次给出人意料的回答：“我接受鼻胃管。”
我越来越体认到，不管我们如何致力减轻痛苦，让多少病患免于接受心肺复苏法，死亡在大部份时候仍旧无可避免地痛苦；这段路，每个人都只能自己走，药物帮不了多少，家人帮不了多少，医护帮不了多少，我们都是孤独并殊途同归的。
我毋须花上许久，便能理解我并不能真正帮上末期病患多少，但我仍旧庆幸，我们有机会让他们拥有选择权；鼻胃管本身对病，或者说，对死，并没有太意义，但是个人选择令苦难有所意义，此意义并非历劫归来、大团圆结局般令一切往昔受苦值得的意义，亦非诸多抉择中择道而栖、减少苦难的意义，而是在人生行将终结时，仍旧能选择终结方式的意义。
我也庆幸病人在家人面前签下同意书，免除日后当自己昏迷之时、家人必须为其做出选择的重担；为自己选择是展现意志，不管最终结果为何，毕竟无怨无悔，为别人做选择却永远艰难，结果也永远会落下遗憾。
我也庆幸一个家庭容许我们参与这个环节，一个将逝的家人立下遗嘱，告知家人自己希望如何处理人生的终点，我理解这是何等敏感、情绪化而不得不珍而重之的场合，对于愿意让我们以医护人员身份在场参予仪式的家庭，我一直心存感激。
（病房笔记之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