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香港的“集体回忆”是如何形成的？》一文刊出后，引来不少正反两面的意见。部分意见认笔者特意“黑”中国，捧“英国老爹的大腿”；部分则反驳上述的说法，认为他们“玻璃心”发作，深信香港的成功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先简单回应一下，正如笔者在文中提及，任何国族史均有偏颇和主观之处，因此无论是中共式的国族主义论述，还是“大香港”式的历史论述，都是笔者批判的对象。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中方的国族史观强调三点：一、中港之间的历史连结；二、香港对抗（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三、华人文化和背靠“祖国”对香港发展的重要。第一和第二点是否正确的争论不大，我们很难否认中国和香港在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及香港一些抗殖的历史。但最重要的是，正如历史社会学家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所言，历史、文化、血缘等等看似客观的因素并不是构成国族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和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为民族形成最终是一个集体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而实际上人们根本不会认识同一国族内绝大部分的其他成员。那怕是同文同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最后也因为历史原因分道扬镳。而经历过殖民统治的香港，和1841年前的香港并不可以简单视为一个连续体，因此1841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历史，某程度上只能称为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事件。其次，这些反殖抗争的论述往往有夸张失实之处，例如屡屡被描述为爱国抗英的1899年新界原居民抵抗运动，其根源更多在于新界的高门大户害怕土地权益受损。
在接下来的篇幅，笔者会集中处理第三点，即香港战后经济发展的论述，因为这是网络留言中讨论最激烈和最两极化的话题。为了补充国族论述的不足，我在文中会引入地缘政治的视野，把香港战后的经济奇迹放入全球冷战史的脉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