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家是那么的不同，它们彼此对立却又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承接拙文《中国和香港：国家和城市的探戈》，本篇“前传”旨在解答一个问题：中国与香港探戈前，历史上它有过怎样的与城共舞经历？前文说到，国家是内向、保守和封闭的。反之，城市则是外向、多元和开放。彼德．泰勒（Peter Taylor）说，国担当的是“守护者”（guardian）的角色，而城则肩负商贸开拓的责任。国要守护，要先划定领土范围，使国内与外有所区别，然后才能安内攘外；城要开拓商机，则要致力构筑贸易网，以汇聚各方人、货、财，因此它力图冲破国所设定的政治边界。用政治地理学形象化的理解，国的空间呈固态；而城，则是无数条线聚合的“点”，是流动的。
取得国家政权的西方城市
城市在西方历史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熟知的西方文明摇篮古希腊，是城邦文明。古雅典（公元前508至公元前322年），其科学、哲学、文学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影响西方文化二千年。孕育希腊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539年），也是城市文明。今日商业社会赖以运行的会计、簿记等知识，始自两河文明。到罗马帝国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200年），城市化达空前的程度，二百年间帝国就建成由意大利城市、希腊城市与外省城市组成的庞大联合体。此时期的城市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使然，但更重要，是奥古斯都、哈德良等统治者推动的成果。统治者营建城市，以之统御地方，并作为帝国扩张和文化传散的前沿阵地。帝国强盛时，罗马城市皆听命中央。
罗马帝国衰落，欧洲踏入中古时期，蛮族入侵、战乱频仍，城市不再是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数目和人口锐减。至11世纪，手工业兴起，城市再成为商业中心。城市行会（同业公会）渐演变为业者保护其利益的政治性组织，城市摆脱封建领主的制约而步向自治，成为自由市。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说的就是这时代背景中的欧洲城市。
资本主义萌芽于晚期的中古城市，它最终导致欧洲封建制瓦解。其一，因交通之便，农产品在城市买卖，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在城市形成，城市渐成中心而乡郊为其腹地。其二，市场交易壮大，奴隶能到城里寻找生计，逃离地主贵族阶级的剥削，地主贵族权力消减。其三，中古城市的自由风气也为现代民权观念的孕育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