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下称“问责制”）于2002年由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提出，是回归后对香港政制最深远影响的改革。当日官方明言目的是强化行政领导，包括加强政策协调，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另外要加强主要官员的政治问责，让政府更好地回应公众的需要。
高官问责制
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进一步加强问责制，加设副局长及政治助理，以协助问责局长和加强政治人才培训。过去15年的实行，公众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政治问责没有改善；问责制既不能吸引政治人才加入政府，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每况愈下。民主派，部分公务员和学者均忧虑，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制约下，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和专业精神被蚕食，让其沦为特首的专政工具。
香港政治制度与问责制的冲突
回归以来，政府只强调行政主导，但基本上从没有成功建立分享权力的机制。
本文会从几方面讨论问责制的成效和影响。首先是行政领导和问责制的制度设计问题。部长制并非在《基本法》原本的设计里，《基本法》原来的目的是要延续公务员治港，因此设计问责制时，只能在《基本法》既有框架内改革。更复杂的是，《基本法》起草者的原意是建立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行政主导制，但立法会加入了民主化的元素，现有制度的运作，实际上是类似总统制——行政与立法机关成员各自由不同程序产生，有不同权力来源。再者，立法机关的普选部分采用比例代表制里的最大余额法，结果是不利于大党，导致议会四分五裂，加上特首不容有政党背景，令行政长官在议会里难以有稳定的大多数支持。
董建华实行问责制，构思是要强化行政领导，透过有共同理念的政治团队来实现政策目的和加强政策协调。在民主制下，最能实现这目标的体制是西敏寺式议会制（Westminster System），即两党制下国会出现占大多数的执政党，以内阁作为决策和集体负责的中心。（当然在威权政体下一党独大也可能达至这效果）香港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以现在香港的类似总统制和议会多党制，解决行政立法关系问题只有一途，就是建立党派之间的合作，组成联盟、讨价还价等分享权力（power sharing）的机制。问责制本身能促进但不足以产生政治联盟。回归以来，政府只强调行政主导，但基本上从没有成功建立分享权力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