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和彭丽君为学术期刊《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客席编了一个名为“香港：殖民主义十年后”（Hong Kong: Ten Years after Colonialism）的专辑，当时有份为专辑撰写文章的作者还有：祈大卫、陈冠中、蔡伟杰、陈慎庆、Helen Grace、杨阳及李欧梵。
20年变迁
我们在编者前言这样理解十年前的香港：殖民制度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只有主子身份的改变，不过中国这个新主子没有西方媒体预言般“邪恶”，剥夺了香港人的政治自由，摧毁法治机制。反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逐渐改善，以软实力及蓬勃经济，获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青睐。当时我们以为，中国并不希望政治上改变香港，因为由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制度，带来了相当的稳定性，以及有效率的管治；中国亦想集中时间精力，继续发展自身经济。我们专辑期许的却是香港要变，要后殖民的香港真正“去殖民化”，要建立公平民主的社会。
九七后的十年，香港经济民生其实更受新自由主义极尽剥削的逻辑主宰，贫富悬殊加剧，不公义事件屡有发生，引发了针对事件的社会运动。即使这些公民运动（例如保护维港、保留中环旧天星码头等）当时并未进展至要求政治结构的改革，最多只限于要求普选行政长官的时间表，但站在场外的北京官员已警告香港，不要浪费精力搞政治，免得自己愈被边缘化。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07年更直言，香港政制并非三权分立，而是行政主导，完全处于国家的主权之下，“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
尽管如此，我们当时认为，香港仍然继续想像以一己的特殊性，可以影响国家，不论是经济或政治方面。回归十年了，不少香港人还会寄望，香港的民主化，多少对中国都有一定的意义，即使民主化或去殖民化，对香港人其实也是陌生的；即使香港人对“后殖民”的身份与处境，依然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