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大学经济学者Peter Lorentzen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何会容忍抗议（中国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往绝大多数论述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的文章，都会从抗争者的角度出发，例如论述组织如何运用资源、如何笼络旁观者支持等等。在这类著作中，政权往往是固定的，是“政治机会结构”：例如当政权分裂，抗争者的政治机会便会扩大；政权加强打压，政治机会便会缩小。然而Lorentzen指出，这种研究进路有缺漏，忽略了政权本身也会思考策略。因此其文章突破之处，在于尝试视北京政府为会思考策略的行动者，会设计机制去诱使抗议者按自己的意愿行动。
Lorentzen提出了四大疑问：（一）为何北京政府对于全国各地的抗议会时而打压，时而稍作妥协以平息民愤？（二）为何中国的抗议者多数会拒绝升级？（三）抗议究竟是“安全阀”（safety valves）还是“星星之火”？（四）如果北京能从各地抗议中得到信息去判断地方政府施政是否得宜，为何不使用其他较安全的渠道例如上访等？其中（一）、（三）两问特别有趣。（注一）
关于北京为何容许抗议，以往已有学者论及。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政政系教授李连江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系教授欧博文（Kevin O’Brien）就曾合著论文，指出由于中国地大，信息传播时有偏差，地方难管，因此各地的抗议其实能为北京提供信息，令其知道哪里有贪腐要整顿、哪里有不平之事要处理（“不平之事”即是“grievance”）。
然而即使如此，为何北京有时选择打压，有时却选择妥协呢？Lorentzen提出，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哪里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intensity）为何”。抗议是“警示器”（signaling device）。对北京而言，由于抗议众多，不可能全部妥协或完全打压。完全打压的话，将令抗议者转向地下，麻烦更大；满足所有诉求的话，则会导致各程度的抗议增加。因此一些“不平程度较低”的抗议，北京会任由地方官打压，去提高抗争成本。那些付得起成本坚持抗议的人，“不平程度”自然较高，北京就有较大可能会选择让步，以防抗议升级成挑战党统治地位的大型抗议。Lorentzen引述其他学术研究的例子以佐证，例如2000年后，中国都市内的失业者抗议越发普遍，北京政府继而扩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当抗议减少后，又把“低保”规模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