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和矛盾往往是人所受到的多种诱惑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近代以来，最大的一种诱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诱惑。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切实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把人从这种诱惑中解脱出来，不论是正面的解脱，还是反面的解脱，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这一段文字，记录在1995年1月出版的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中，是他跟博士生讨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时发表的看法。
政治的人生
作者：王沪宁
出版时间：1995年1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轻的政治学者王沪宁提醒自己的学生，在分析民主时，首先要“打扫”自己的价值系统，西方价值体系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进入中国，“我们的参考体系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价值参照系‘辐射’过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出新的政治价值。”
那是1994年，江泽民主政中国的第五年。当时，39岁的王沪宁刚刚当上博士生导师，他给博士生课程《中国社会与政治》开出了一串长长的讨论大纲，热切地探讨中国走向的各项议题。
一年之后，王沪宁被召入京，以幕僚身份走上仕途。1995年开始，他的从政生涯，从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副主任到主任，从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到政治局委员，一路扶摇直上，在2017年10月达到权力的顶峰——政治局常委。
跟政治局常委通行的入围条件不同，他以幕僚身份从政，却从未有基层治理的政治资历。因此，王沪宁能够作为“三朝元老”受到青睐，地位日益擢升，并非仅仅因为其政策幕僚中枢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重要理论智囊，还负责为中共作为执政党提供纲领性的政治论述。
王沪宁被普遍认为是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直接参与、起草者。习近平主政后，王沪宁受破格提拔，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进入中共政治局，与栗战书一起成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不仅每次外访都一定随从，并且在十九大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由他负责催生。
在中共95年的历史上，由“理论家”、“笔杆子”进入权力核心、并且正式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只有毛时代的陈伯达一人。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从明星学者到权力巅峰的思考
1955年出生于上海的王沪宁，1971年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没有上山下乡，留在家里自学。在少见的一篇媒体报导中，《财经》杂志形容王沪宁“少年时期即表现出喜好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倾向”。1974年他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师从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后来出版了《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一书。
1981年毕业后，王沪宁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学术之路一帆风顺，不仅如此，“在80年代，王沪宁已经是学术界知名青年学者，成为当时《半月谈》等时事杂志的封面人物，受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关注，曾参与了从中共十三大以来的中共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工作。”
对八十年代王沪宁的治学，《财经》杂志的专文这样评价：“他的著作之丰，治学之刻苦勤奋，成为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一大景观。王沪宁政治学方面的才华，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就已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特别需要一套完整的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王沪宁的学术理论总被看好。其中，他的《比较政治分析》，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王沪宁进入公众视野，则是以辩论队教练的身份。1993年他率领复旦大学辩论队，前往新加坡参加“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并在决赛战胜台湾大学队夺冠，当时中国首次电视实况播放比赛全程，一时之间，辩论队员和他们的教练王沪宁，成了中国新生代的“明星”。其后出版的《狮城舌战启示录》，是当年的畅销书。
这次辩论赛后，王沪宁写下《顾问手记》，其中记录自己在行程中短暂考察新加坡的感想：“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它已经遇到了西方文化带来的种种挑战，正在寻求应战的方法......中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场挑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共同面临的。”
这也是王沪宁的学术生涯一直追问的核心问题。他深信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经济规律，答案不会一直在“西方”。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结束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但这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却给中共带来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难题，而八九年六四事件后，随着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党的总书记被邓小平废黜，更遗留未能解决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此，缺乏能够连结共产党合法性的理论论述，既可以承继中共建政的原教旨理论——马克思主义，又能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格局相衔接。用王沪宁自己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提出新思路，制定新理论，不然的话，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和人民的利益要求。”
仍是学者身份的王沪宁，曾提出新权威主义、集中现代化模式，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等研究课题，加上他对《资本论》有深入研究，以及国际政治专业背景，种种相加，成了中共掌舵者亟需争取的理论操盘手。
《财经》杂志2007年10月的文章《新晋书记处书记：王沪宁》这样总结王沪宁：“王沪宁走进中南海，最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他曾参与了从十三大以来的党的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其中，他有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的论述，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94年日记直白记录价值观
王沪宁留给公众的印象，低调而神秘。除了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外，《政治的人生》这一罕见的出版物，正如其名字一样，已经变成外界一窥王沪宁真实面貌的少数公开材料，从杂记式、生活化的记录中找到的线索，却几乎可以见到中国近三十年发展轨迹的全貌。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的“名人日记”系列丛书，邀请了包括沙叶新、刘心武、潘虹、赵丽宏、刘吉、王沪宁等七位文化和学术界名人，结集1994年一年内的日记出版。王沪宁将这一年的生活和研究心得，题名为《政治的人生》。他在序言中说：“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政治的人生》文笔波澜不惊，却平易坦直。其中，有大量的阅读笔记、生活杂感，王沪宁要求自己“兼收并蓄，博览群书”，从《金赛性学报告》到《逃避自由》、《经济学》，爱读小说、看电影，也记下自己写的古体诗。此外，书中记录许多上课的提纲、讨论的梳理、研究的论题和新书的构想，都直接呈现出他的价值观、优先选项以及抱负，更可看到他对中国走向的看法。
与刘鹤等经济幕僚不同，后来进京的王沪宁作为中共的政治幕僚，再无法以自己名义发表观点。因此他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除了1995年前公开出版的书中，并不能在新闻报导中见到。
二十多年后回头再看《政治的人生》，许多当年的看法如今已经浮出水面，变为现实，有些仍在酝酿铺排，或许即将到来。
他记录自己构思的新书《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第二项探索》的思考过程：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基本的认识是：中国的发展需要有能够对整个社会统一进行调控的权威。需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超大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一党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的关系。”
“中国社会会不会乱？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份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王沪宁在日记中这样写：
“我还是觉得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提出的理想是崇高的，没有人能够超越。马克思最早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脱离人的异己的力量，把人越来越置于这种力量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民主政治从现代以来的异变，与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物质力量有密切的关系。今天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强大的科学技术交织而导致的民主的困境，与马克思在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看到的历史发展趋势还是非常逼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怀疑，随后这些问题逐渐地发展到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型态——民主政治本身产生了怀疑，因为它已经不能应付这个社会日益溢生出来的强大力量。对于经济力量和政治统治方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马克思看问题的真正逻辑。”
他也记录了对尼采和斯大林的看法：“尼采的学说很值得研究，因为他是在一个世界秩序需要变化的时代提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最后寄托于‘超人’。大凡在历史发生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即需要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思想出现，主张用强力和通过强人来确立新的秩序。”
“凌晨读《斯大林时代的谜案》，从反面来批判斯大林，几乎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一个伟人身后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一是继续维护他的威信，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否定他的功绩，来达到另一种目的。社会或者说历史往往就是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但是无论如何选择，总是摆脱不了伟大人物。没有了伟大人物也就没有了历史。”
在1994年，王沪宁还提出“超腐败”概念，认为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没有公共权力的参与不能实现获得利益或者超额利益的目的，二是往往以集团的方式出现。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严厉打击高量腐败，坚决杜绝高质腐败，严格防止高层腐败，有效克服境外腐败，注意制止多样腐败。
王沪宁与《盛世》里的何东生
2009年，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政治预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在香港出版，预言一个盛世乌托邦的到来。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小说中栩栩如生的国家领导人何东生，原型就是王沪宁。
在《盛世》中，何东生被绑架后的自白，剖析“冰火盛世计划”、“泛欧亚大陆能源桥”、以大数据调控物价、东亚门罗主义和朝贡体系等，都可以见到王沪宁思考脉络的影子，并读到与中国梦、一带一路吻合的思路和分析。小说中的“后极权专制大政府”对王沪宁精心布局的集中现代化模式，也似有异曲同工的影射。
如今，王沪宁日记中“写几本好书，教几个好学生”的人生理想注定要落空了，但他并没有偏离自己的人生定位，正如他自己所说：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强者，有的是弱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后一种人。”（1994年1月11日，点此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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