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版最多只能放六、七条新闻。我曾经看过里面三条都是置入性行销。”阿旺（化名）是台湾某家纸本媒体的驻地方记者，这几年他的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关键绩效指标）里多添了一个项目——“多元营收”，记者要帮助报社媒合业务。广告买得多的单位，主管还会送新闻给对方，“像有些单位一年在全国版下十则置入性行销，主管就会跟对方说，他们平日的活动我们会多报导。新闻版面上也会让有下广告的（单位）优先见报。”对这些习以为常的阿旺语气飞快。
在平面媒体流通率与广告持绩下滑的趋势下，置入性行销已经成了台湾媒体饮鸩止渴的恶习。
一边采访，一边卖广告
长年以来，报社靠广告和订阅撑起营收，但这几年，原本一口气买下全版广告的精品名牌，如今把钱投入在 Facebook 与新闻 App 的盖版广告。2008年纸本媒体广告量还有新台币110亿（约27亿港币），2012年广告总量只剩下95亿元（约24亿港币），首度跌破百亿。近期《2013-2014年广告年鉴》更指出该年度报纸广告总量仅87亿元（约22亿港币），比起前一年度又下滑了8.85％。另凯络媒体针对2015年广告量的调查显示，报纸广告营收已下滑至64.7亿（约16亿港币）左右。与此同时，报纸的阅读率下跌到不足全盛时期的一半。广告和订阅双双惨跌，为了挽救营收，纸媒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传统上台湾的全国性媒体在地方的分社都要同时负责新闻与业务，地方特派员既是新闻主管也是业务主管。近年来，从特派员到记者，业务的比重已明显地超过新闻。地方记者往往一人身兼多职。在报社任职三十年的阿才（化名）说，过去地方记者多被要求推广村里长订阅自家报纸，承担发行的工作。随着阅报率下降，报社对于每一份订阅都小心翼翼。前几年选举期间，一位县市首长取消了村里长的报纸订阅，直言村里长订阅的报纸应该要有“政令宣导”功能，部分报纸的内容并不符这个要件，因此退订。此举吓得主流纸媒主管亲自登门拜访，并承诺会在新闻上“多帮忙”，才挽回这些订阅量。
“明明报社是有业务的，但高层都会说，因为你跑地方跟他们比较熟嘛，他们又不认识业务。”
另一方面是广告，随着纸媒的广告量一路下滑，报社要求记者协助业务推广的“编业不分”情况也越来越严重：“明明报社是有业务的，但高层都会说，因为你跑地方跟他们比较熟嘛，他们又不认识业务。”阿才有些无奈。
有些报纸过年期间发行的“新春特刊”，或是各式小专刊，教育类、旅游类，就是记者要去一边采访，一边“推销”的产品。
“人家有跟报社签约，不要骂太凶”
而让记者身兼业务，首先冲击到媒体监督的力道与能量。《2013-2014年广告年鉴》指出报纸主要十大广告主中，政府机关已连续三年蝉联季军，换言之各级政府在媒体上砸下的广告预算不容小觑，而这也是地方记者主要能接触到的业务来源，尤其缺乏企业进驻的偏乡，政府的广告预算成为地方记者唯一能争取的业绩。
但地方政府既是记者的受访与监督单位，同时也是推销业务的主要对象，如此冲突的角色导致记者本身充满矛盾。像是阿旺所在的地方政府每年砸下大笔预算在媒体上买广告或置入性行销，因此他曾经写了篇报导点出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本身有哪些缺失时，主管便会提醒他“人家有跟报社签约，不要骂太凶。”阿才也有类似遭遇，他曾经写过地方首长遭到检调调查的新闻，但主管却压着新闻不发“还跟我说‘被调查也不一定会有事啊’。”让他听得气愤不已。
入行没几年的小可（化名）则是遇上政府单位“觉得自己给钱就是大爷”，曾经直接要小可改新闻，或是拿出官方新闻稿叫他报导，“好像他给我广告就是我老板一样”。还好有主管力挺，才让他撑过去。他也坦言，记者开口要广告，最后心态上多少会觉得对方给了不少业绩量，下笔时是否得要降低力道，“人家还没开口你就先画地自限了⋯⋯”
另一方面报社地方新闻的主管所抱持的立场与态度，同样影响了记者。“像去年我们的业务压力突然变很大，因为前年报社亏了四亿，为了弭平亏损，我主管要求地方记者的业务营收要翻倍。”同为报社地方记者的小齐（化名）语气充满愤恨，为了业务量，主管甚至开口要他“在新闻上修理不给广告的单位，这样他们才不敢不给钱。”小齐的主管还会将记者的业务绩效与新闻专业挂勾起来，“认为你拿不到业务就是你新闻表现不够好、独家不够多，人家才看不起你。”
有时记者向主管提报稿单，主管也会追问采访对象有没有拉业务的机会，“有次我报完稿，跟他说对方下广告的意愿颇高，他马上决定让对方的新闻见报，还放到版头。但它内容不过是一个宣传活动耶。”小齐苦笑说，当年新闻传播所学的伦理界线，如今似乎荡然无存。
和小齐一样，在中部驻地的大鹏（化名）也曾遇上主管要他“修理不买广告的单位”；而对于愿意花钱买广告的单位，大鹏的主管则会提供新闻版面做回馈。有次某乡镇花了大钱买广告宣传地方民俗活动，主管因此要他连续几天都前往采访，但偏偏活动期间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准备要到地方参访，大鹏告知主管他当日将选择采访参访行程，没想到主管要他想清楚“谁才是有给钱、给广告的那个人”，并要他舍弃参访新闻。谈起这段往事，大鹏笑着说，当时这段对话让电话那头的他惊骇不已，半天想不出如何回应，“只觉得怎么这么荒谬，他的新闻判断到底在哪里？”
几个不同报社的受访者也不约而同的提到主管直接告知他们，比起漏新闻，他们现在更在意广告业绩量，因此在新闻处理上宁愿“不得罪广告主”。
在非都会区担任地方记者两、三年后因为水土不服而转职的阿文（化名），曾写了一则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费用调涨的讯息，“隔天被主管叫去‘谆谆教诲’一小时，说我没有关注县府投注在活动上的努力，抹煞了县府团队的辛劳。”再隔一天，主管甚至让另一位记者就同样议题出了一篇褒奖县府的新闻，阿文翻了翻白眼，冷哼了一声：“这样读者不会很混乱吗？”
之后阿文又遇上好几次写了批评县府的新闻被主管数落的状况，“说我为什么老只看县府不好的地方，久了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只要写‘以和为贵’的新闻就好。有时听到主管讲的话，都会很怀疑他是记者还是县府发言人？”
某些主管看到广告主就转弯的新闻判断，不但让记者对新闻价值产生怀疑，更严重影响到读者的权益。阿旺就曾遇过主管将他的新闻改得云淡风轻。“有次一个给广告很大方的单位出问题，我主管就叫我不要直接把对方名字写出来。”阿旺的语气充满怒火，隔天他看报纸后发现交出去的稿又被主管改过一轮，不但没有单位名称，文章里也只能隐约看出“发生大事”，但读者根本无法知道这件事该由谁负责。
“像有些抗议县府的新闻，我主管就会说‘这不用报，又没出人命’。”小可幽幽地说道，有时抗议方并非无的放矢，涉及的内容也的确关乎公共利益，却因为广告业务等原因而被牺牲，“若媒体给出的讯息并不全面，那么民众又如何能从媒体上理解事件全貌进而做出判断？”
大鹏的主管则是为了要修理“不给广告的单位”，因此要求旗下记者针对该单位的活动报导各种负面批评。最后该单位不堪三天两头被媒体批评，终于妥协向大鹏的报社买了广告。“他只是为了逼对方买广告才给这些针砭县政的新闻版面，即便因此我的稿子有见报，也很难开心呀。”
几个不同报社的受访者也不约而同的提到主管直接告知他们，比起漏新闻，他们现在更在意广告业绩量，因此在新闻处理上宁愿“不得罪广告主”。“在地方跑新闻很矛盾，出了一个独家其他媒体不一定敢跟，因为主管都会怕伤害业绩。”阿文无奈地笑了笑。
做记者还有什么施展空间？
当报社越来越看重业务而轻忽新闻，阿文开始害怕不知待在地方当记者还能有什么施展空间，“有阵子我会自己摆烂，都报一些鸟东西，心里想说只要主管不要烦我就好。”阿文的声音越来越低沉，那段不开心的日子持续三、四个月后，他毅然决定离开那环境，免得自己继续沉沦下去。
“现在想想，我还蛮同情我当时的主管。”阿文淡淡地说，地方主管不但有业绩压力，“而且报社要缩减版面或裁员时也会先从地方着手，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随时可能会被踢走，所以他只好尽量满足高层的要求。这样压力其实满大的，那他也只好来逼我们这些记者。”
小可的同事阿喜（化名）也感受到这些主管身上特有的矛盾，“有时他会一直逼我们去拉业务，完全不关心新闻；有时我们专题报上去，他又会突然生气，大吼‘报这什么东西，一点新闻性都没有’，好像突然想起自己是编辑部的主管似的。”
在西部县市担任地方主管的阿和（化名）谈起记者身兼业务的问题时小心翼翼地说：“主管会被（公司）期待能带入营收，在这方面压力会大一点。”阿和也强调，与地方政府合作，媒体也是秉持提供自身专业来满足对方需求，“但如果对方期待报导的方向与事实不符，我就不会接。”
至于这些业务工作对记者的影响，阿和也坦言多少会让记者在心态上面临矛盾和挣扎，“我们都会告诉同事，只要好好处理报导，我们都会支持，若受访者因此不愿再有业务合作，那也就算了。”
民间团体组成“反收买新闻联盟”呼吁政府单位不要以置入性行销买新闻宣传政令，随后立法院也修定《预算法》62条之一，限制政府机关和其转投资法人单位不得以置入性行销方式办理政策宣导。但五年过去，新闻被置入性行销盘据版面的情况依旧，而媒体对这些业务量的依赖更深。
但不是所有主管都能够承受“不再有业务合作”的威胁。小可发现，不少新进的记者遇上主管不时要求要对广告主“手下留情”，或是成天手上的工作就是在处理业配（业务配合稿）、置入性的内容和广告主的活动新闻，“久了会习惯报稿时只报‘一定会见报’的东西，像是有下广告的单位的活动等，而失去自主的新闻判断能力。”
“而且有给钱的单位优先去报导，这也影响记者去挖掘别的新闻的时间和能力。”阿旺说，地方记者靠着和受访对象培养信赖关系，因此能在小地方发现新事物，但现在时间都花在广告主的活动报导上，久而久之新闻面向与人际网络也越来越窄，最后地方新闻只剩下吃喝玩乐与政令宣导罢了。大鹏也疑惑，当地方新闻版面剩下的都是活动宣传和买来的报导，久了读者也不会想看，一旦媒体在读者心中没有分量、没有影响力，“那人家为什么还要下广告在你这里？这样不是更惨而已吗？”
2010年《中国时报》资深记者黄哲斌离开工作十六年的报纸，并写下“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一文，指出报纸业配新闻充斥，挤压新闻版面。隔年民间团体组成“反收买新闻联盟”呼吁政府单位不要以置入性行销买新闻宣传政令，随后立法院也修定《预算法》62条之一，限制政府机关和其转投资法人单位不得以置入性行销方式办理政策宣导。但五年过去，新闻被置入性行销盘据版面的情况依旧，而媒体对这些业务量的依赖更深。
让“地方”从业配稿中被看见
90年代中期，曾是台湾地方新闻受到高度重视的黄金时代。彼时《中国时报》设立了中部、南部编辑部，每天提供五个版面刊载地方讯息。但2008年《中国时报》裁撤地方记者将近一半的人力，对比于全盛时期单一县市可以有高达十多名驻地记者的盛况，转眼间变成一个县市顶多剩三到五名记者，每个县市也不再有专属主管，地方新闻版面量缩水的荒凉。
同样的《联合报》也曾大量扩增地方新闻人力，但今年《联合报》地方版新闻的版面再度减少，各地方版缩减成单一版面。《联合报》记者透露，内部已针对年资较高的老记者进行好几波优退，并以“一年一聘”的短期合约回聘，藉此缩减人事成本。今年报社还将朝“地方人事成本至少缩减20％”为目标迈进，人事精简也会持续进行。
庄丰嘉笑着说，像是当年党外杂志时期，很多不能写的政治内幕，记者就用笔名投稿到党外杂志一般，“我们前阵子有一组稿子谈农会状况的，就是报社记者投稿的，因为主流媒体没空间，放到我们这里来。”
版面与人力的萎缩，象征主流纸媒在地方新闻战场上撤退，但地方民众仍旧有获取资讯的需求。近年兴起的公民新闻平台，便有意识的撑起这个缺口。前新头壳总制作庄丰嘉2015年在 Facebook 上宣告“返乡当特派”，募资创办了“新公民媒体公司”培育地方公民记者，并设置以地方新闻为主的平台——串楼口。
去年曾和伙伴前往澎湖采访的庄丰嘉说，他们和地方记者谈话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地方记者对于当地政商关系等了若指掌，但报纸上却只有投票结果的描述性内容，缺乏背后政治分析的文章。“该写却不能写，就是因为媒体和政商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正是现在地方新闻面临的最大问题。”
这两年庄丰嘉也观察到有趣现象，“该写的不能写，让有理想的地方记者只能出走，部分因为家庭因素需要有一份稳定薪水的地方记者，则会选择把他想写的东西投到我们这里来。”庄丰嘉笑着说，像是当年党外杂志时期，很多不能写的政治内幕，记者就用笔名投稿到党外杂志一般，“我们前阵子有一组稿子谈农会状况的，就是报社记者投稿的，因为主流媒体没空间，放到我们这里来。”
不过他也坦言，因为资金限制，串楼口目前都是依靠公民记者投稿刊登，平台也没有审稿机制。而在资金限制下，要能扩展新闻向度也还需要更多时间酝酿。庄丰嘉也诚实地说，公民记者关注的主要还是偏软性的新闻，而监督议会或地方政策的内容相对还是少的。
“我们在做的是先让地方‘被看见’，因为只有‘被看见’，公民才会有走出下一步的可能。”他也感慨，网络世代不该再有“地方新闻”与“全国新闻”的区分界线，只要能被读者转贴传阅，都是“好新闻”，而正是传统媒体那种仅仅把“地方”看成“地方”的态度，局限了地方新闻的可能。
“现在我常常会用消极的心态去处理新闻，我觉得自己变成自己看不起的那种人，很空虚、也有愧对自己的感觉。”谈起这几年的记者生涯，阿喜苦笑当记者没多久，感觉自己已经奄奄一息，对周遭事物缺乏兴趣，“有时遇到我想写但无法见报的东西，我会把资料拿给其他报社同业。毕竟如果这个独家在我手上无法发挥最大作用，那我宁愿它在别的地方达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