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次，政府官员谈起一件拖了好久的开发案。那天主管不知道吃错什么药，让我去仔细问问当事人。”
《苹果日报》记者阿文（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回忆，那次访问完当事人、了解脉络后，他却坐在桌前迟迟无法下笔，“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处理一个这么完整的故事了，每天处理的即时新闻都是一些去脉络的片段、口水。很久没有写一篇有人味的文章。”想起这段故事，阿文神色显得黯淡，“每天写即时，记者的能力都被弱化了。”
追“梗”！新闻片段化
除去事件脉络的即时新闻，在《苹果日报》被操作到炉火纯青。同为《苹果》记者的阿翔（化名）说，每一则新闻，内部主管都会要求简短就好，结果一篇新闻往往只有三、四百字的篇幅，“前因后果根本没办法交代，加上主管又会要求有‘梗’的东西，最后就是只抓有‘梗’的几段来做。”
加上活动一结束，记者就得赶着发稿，即时新闻发完，采访对象也走光了，想再追问都找不到人，后头又有下一个行程得赶。“很多时候你明明觉得可以深入做，但也只能放手。”新闻只剩表面的说法和片段的内容，阿文和阿翔异口同声地感慨，这样的东西根本“既没营养又没价值。”
阿翔口中的“梗”，是表演艺术圈的一句老词“哏”，意思是吸引阅听人注意的亮点。在即时新闻里，它可能是政客的一句失言、一个酒后胡闹的莽汉、街头监视器里被撞飞的骑士，或者内衣走光的女明星。但最重要的是，它最终必须要化成一个最能吸引读者触动滑鼠的标题。
为了刺激点阅，只得增加新闻数量，这也让新闻被分割得相当细碎。“新闻变的多如牛毛、越做越小，最后就是大事不报。你说主管心里知不知道严肃新闻重要？当然知道。但做不做？不做。”看着媒体报导越来越趋向软性、娱乐，同时琐碎没营养，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无奈地说，严肃新闻耗时难做又没有点阅率，久了主管当然不敢碰。
而另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当各家媒体都学会改写其他媒体新闻转化成自产内容后，“独家只能活两秒钟，你花这么多力气去写一个专题，马上被别人抄去，抄的点阅率还比你高，久了主管当然觉得专题、深度报导的投资报酬率很低。”阿文看着远方幽幽说，“我好羡慕杂志记者可以好好采访一个题目喔……”
电视台为了增加新闻量，甚至也开始出现“假live”（假连线）。
缩时、增量，让媒体大量依赖网路讯息，这样的做法同样拉低了新闻品质。一个最近的著名例子是今年8月17日晚间曼谷发生大爆炸，这起举世关注的意外，让台湾媒体陷入疯狂的即时新闻战。而且不论单位，全数动员，只要和曼谷爆炸有关，捡到篮子就是新闻。
就在爆炸发生隔天傍晚，台湾《苹果日报》由地方中心发出一则打着“独家”字样的“即时新闻”，〈曼谷炸弹客疑犯落网 泰警追动机、同伙〉甚至还有读者提供了这名“疑犯”的照片。但放眼全文，所有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位“泰国当地知情人士”，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再查证讯息，整个后端的把关、编审机制在“即时”的压力下完全被架空、绕开，形同虚设。
不久之后，果然证明这起“世界大独家”是一条乌龙新闻。虽然《苹果日报》之后用另发“澄清”新闻的方式，更正了先前的报导。但这则新闻本身，直到笔者写稿这一刻为止，都还在壹传媒集团的网路上查得到。
同样体现后端把关失灵的事件，还有《自由时报》电子报版刊登了记者钟智凯撰写的〈李艳秋其实是A书女主角〉。这起公然辱侮一位女性公众人物的案件，《自由时报》社方最后以报导记者记大过，核稿编辑和副总各记小过两支和一支向社会交待。
评论者黄哲斌在个人脸书上针对本案写道：“此事反映‘即时新闻’军备竞赛带来的土石流效应，竞相追逐无意义流量的结果，就是将岌岌可危的媒体公信力，一脚踢下悬崖。……始作俑者的《苹果日报》与其他跟随者，难道不应重新认真思考‘即时新闻’的真正意义，及其危害威胁？”
与此同时，电视台为了增加新闻量，甚至也开始出现“假live”（假连线）。“有天我看到新闻台在播一个‘行车记录器’画面，然后记者配音讲解。这则新闻最后居然说是live，live在哪里？根本是看图说故事啊！”已有8年资历的电视台记者阿顾（化名）说，过去live是用在紧急事件上，“我曾经半夜接到主管电话，要我赶去医院采访。冲到现场时，简直就像接力赛，一边接过耳机一边跑，耳机那头还听到棚内导播急着催我就定位。等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就定位后，你还得1秒掌握状况，立即讲解现场。”
回忆起过去做live的刺激，阿顾眼神发亮地说，那才是考验记者实力与应变能力的战场，也才是“真正的”即时新闻。但现在的“假live”，阿顾早已说不出那到底算不算新闻，更遑论记者能从中展现什么价值了。
KPI，被量化的记者
即时新闻当道，改变了评价记者的方式，长久以来认定一个“好记者”的标准大半被颠覆、改写。端传媒取得了台湾联合报系考核记者的“关键绩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 ）：
1.即时新闻及格则数：每月20则
2.同时以奖励方式，鼓励即新闻加配图及影音：1则即时加照片，可抵2则文字即时；1则即时加影音，可抵3则文字即时
3.影音新闻，每月2则。
4.奖励：由联合新闻网及各报即时新闻处理负责人呈报，检验指标包括速度、角度、完整性及点阅率。
提供这份KPI材料的记者，对它的评价简单而直白：“搞得记者人在新闻事件现场，又要忙着采访笔记、又要抢发即时，还得分神拍影音。”
联合报系是最早设定完整的即时新闻KPI的传媒机构。其他如《中国时报》和《苹果》均未有一定标准，但前线记者不时就会接到来自即时新闻部门的指令；《自由时报》则别出心裁，不以“则”，而是以“每月6万次点击数”作为标准。
网路媒体在这波争夺点阅率的战争中，一样伤痕累累。
2011年开站的东森新闻云（ETtoday），或可说是台湾的网路媒体中，经营的相当有声有色的一个。小童（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我们每个组都会被要求每周、每月要到达一定点阅率。像是影剧组，每个人每月都要达到总点阅率1千万才行。每周开会都会检讨，点阅率最好跟没达到标准的都会被抓出来讲。”除了检讨点阅率总数，公司内部也会分析点阅率攀升的时间点，滚动式的调整发稿时间来刺激点阅率。
小童说，网站营收与点阅率高度相关，因此，公司内部对于点阅率变动相当敏感，对于吸引读者也相当有一套。“公司的口号就是‘读者只有3秒钟’，在这种企业文化下，旗下记者也练就一身相当会找梗的功力。”
在公司高层为了点阅率而改变许多政策后，她的工作变的不堪负荷。自己手上老卡着一堆专题和专访，觉得事情永远做不完。一开始对于工作的热情，早已荡然无存。
网站的点阅率相当依赖Facebook（脸书）推播，“所以当Facebook变更运算模式，每20分钟发1则都不够了以后，只能越发越多。为了榨干记者的能量，我们改变记者计算KPI的模式。”当时每个记者的工作下限是每月最少100则新闻，影剧、要闻和体育中心每一组每月要有20则以上的专访、还得处理影音，更被要求半年内粉丝业按赞人数得有所成长。
回首进入新闻界之初，小童记得自己一开始很快乐，追逐新闻的刺激让她很有收获，每天都想工作，有时甚至晚上回家还会写稿。但在公司高层为了点阅率而改变许多政策后，她的工作变的不堪负荷。自己手上老卡着一堆专题和专访，觉得事情永远做不完。一开始对于工作的热情，早已荡然无存。
曾在网路媒体NOWnews任职的阿凯（化名）说，自己当时的工作量，一天最少发8则新闻，“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看一下早报，整理别家媒体内容就先发1则新闻。加上你同时得顾好几场活动，所以我以练就一身‘在A现场处理B现场新闻’的能力。这边台上的人在讲话，我电脑在整理另一个记者会的新闻，耳朵还能自动抓出有梗的对话。”
当记者的日常工作逐渐以“数量”和“时效”取代了“品质”时，报社经营层要求记者以有限人力作无限的事，前线记者的劳动条件快速恶化。
“我曾经在同一天，因为1则即时新闻接到4个单位主管的来电。”阿翔苦笑着说，由于《苹果日报》底下有“网路即时”和“动新闻”，加上那天经手的新闻确定会登上隔天的纸本，还有自己单位负责的“动即时”，因此4个单位的主管分别打给他询问内容细节；“因为每个单位需求不同，像动新闻那边就要跟他们讲解图要怎么做。同一件新闻情节解释4遍，解释完我都累了。”
阿文也说，自己每天处理纸本的内容，还要不停发即时，每周还得报专题，每天平均工时超过10小时，“但我从来没领过加班费。”
“选举期间更夸张，我们还得轮班盯着政论节目，以防政治人物在上面突然宣布重要讯息。睡前再检查一下政治人物的Facebook，看看他/她有没有讲什么重要的东西。”《自由时报》记者王禹（化名）垂着头说，一天几乎工作12小时，工时过长，却又只是瞎忙的日子，让他快要喘不过气。
争权益！劳资关系紧张
工作繁重与工时长，让线上记者叫苦连天，不少年轻一代记者共组“媒体劳动权益小组”开始关注记者作为劳工身份，应该享有的劳动权益与保障。2014年小组以问卷方式邀请记者自我填写，了解记者这行究竟会衍生出哪些疾病。回收后的155份问卷中，小组发现“脊椎侧弯”、“肠胃毛病”名列记者常见疾病，而在通讯软体越来越便捷的年代，记者更经常出现幻听、焦虑等精神疾病症状。
“每次Line一响，你都会以为是不是有即时新闻自己没跟到，主管传讯息来骂人了，身体马上进入备战状态。”《自由时报》工会理事郑鸿达说，更惨的是，打开手机一看，如果只是家人朋友传的讯息，他还会忍不住生气，心里想说：“没事不要传讯息来好不好！”不少记者则是手机放在口袋里，老是幻听以为它在响，时不时的拿起来检查一番。媒体过度血汗已是同业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2014年底地方县市首长改选，新上任的台北市政府团队点名媒体业作为第一波劳检对象。一检查才发现，第一波受检的34家媒体全数违规，最常见的违规项目包括：未依法给予加班费、工时超过12小时、缺乏劳工出缺勤记录等。最后，罚金总计竟高达1600万元。
为了明确记录工时，随后劳动部也推出“劳工在事业场所外工作时间指导原则”，明订像记者这类不在办公室工作的劳动者，若遇上超过法定工时的加班，“应记载交付工作之起始时间。劳工可自行记录工作起讫时间，辅以通讯纪录等送交雇主补登”，以便记录实际工时长短。
但面对工时争议，不少媒体也纷纷推出因应之道，“像《苹果》一开始是要我们自己填上下班时间，但内部要求你工时只能填10小时，就是造假啦。现在则是有个‘壹卡钟App’让记者打卡，同时打开卫星定位，让公司知道你人在哪边。”阿翔说道。
能否真实的记录工时，维持记者的劳动权益，1997年成立的独立媒体“苦劳网”创办人之一的孙穷理强调，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风气中，若要能逼迫资方确切认定记者工时，或许得依靠工会和广大的“内部吹哨者”，一次又一次的检举个案，逼迫媒体高层妥协。而劳检结束后，东森电视台与《自由时报》也陆续组成工会，开始从内部监督资方。
在这场追逐即时新闻、新闻品质恶化和劳动条件低落的恶性循环中，早已有不少人选择离去，但却也有人继续驻守原地。“因为记者工作是我的兴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样，你想当投手、却只能当外野手，但至少你还是在打棒球啊。留在这里，至少我还是在做我有兴趣的工作吧。”
不过这波媒体产业间的劳资争议，却也让不少年长的记者感到困惑，一位资深媒体人就曾私下抱怨，当年他们还得晚上回报社把稿子写在稿纸上；有时与机关首长应酬到三更半夜，回到报社趴在马桶前一边吐一边写稿，也没见过要争取工时与劳动权益，如今的年轻记者是否忘了这个行业的热情与灵魂？
媒体世代间的差异，凸显在新闻产制的转变上。一位记者就曾反驳，“过去的记者可能一天12小时都在做有意义的事，但现在的记者却是一天12小时中，11个小时都在做一堆烂事。”加上过度的劳动状况影响了记者的劳动品质与价值，许多年轻记者期待的是透过约束劳动条件，回头逼资方重新思考有限资源下的人力分配。
不过这样的期待，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悲观的认为，媒体高层依旧会想到其他方式来生产大量的即时新闻，顶多只是减少剥削记者；但高层若是以大量聘雇工读生来制造即时新闻，新闻品质也不一定会提升。如何守住劳动条件与新闻品质，将会是工会未来的考验。
在这场追逐即时新闻、新闻品质恶化和劳动条件低落的恶性循环中，早已有不少人选择离去，但却也有人继续驻守原地。“因为记者工作是我的兴趣，就好像打棒球一样，你想当投手、却只能当外野手，但至少你还是在打棒球啊。留在这里，至少我还是在做我有兴趣的工作吧。”《苹果日报》记者阿中（化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悠悠望向远方，缓缓地说出这段话。
（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数受访者采用化名，特此向读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