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网际网路是现今媒体最重要的战场。在点阅挂帅、速度为王的时代，新闻界行之有年的产制流程已经完全改写。其中影响最大的、性质最坏的莫过于为了冲高网站点击数，主要媒体一味只追求速度，竞相量产不重查证，毫无品质的“即时新闻”。
端传媒从今天起推出一系列共3篇专题报导，探讨“即时新闻”成瘾的台湾新闻界，如何一步步断送自己的公信力，甚而演变为台湾民主体制及公民社会的重大危机。
那一天在现场，每个记者都听见了某同业手中的电话传来的怒吼。原本预定要下楼接受电视台联访的受访者，咆哮着非要某台记者离开不可，否则他绝不下楼。
“事后听说，原来是那一台的新闻跑马灯已经出了一则快讯，内容是：‘某某某道歉’，但当事人根本什么话都还没说。”同为电视台记者的秋芬（化名）说，那天记者打回电视台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内部的编辑自作主张的出了这样一则快讯，结果害惨了现场记者。一阵鞠躬赔礼后，才终于把受访者劝下楼。
抢快＝点阅／收视率？
“宁杀错、不放过”的抢快逻辑，已是台湾媒体圈的潜规则。支持这样的乱象不断繁衍、“生生不息”背后的产制逻辑就在于：越快，越有点阅／收视率。这样的思维，或许古已有之，但进入网际网路传播时代，现况愈加惨烈。
今年4月，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公布了媒体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从2013至14年，透过手机与网站阅览的数位化新闻资讯，总收入高达500亿美元。但这块广告大饼并未流向媒体，而是进了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雅虎（Yahoo）与美国线上（AOL）几家托拉斯的口袋里。其中脸书更是独占鳌头，囊括媒体数位讯息广告量的24％。
聚焦回华文世界，在台湾，2014年网路的广告量成长11％，此前两年也同样以二位数成长，尽管大半广告收益一样被上述几家托拉斯垄断，但为了因应网路世代阅读资讯与传播讯息的模式，各家媒体仍旧不遗余力抢攻网路市场。
财务情况相对公开的《苹果日报》集团对这股媒体变革大潮，钩勒出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根据2015年3月壹传媒集团发布的财务报告，集团总营收降到25.26亿港元，年度减幅9.5%；但数位事业却在2014年首度转亏为盈后持续上升，营收6.47亿港元，增幅达到77%，获利年成长率高达311%。
在纸媒部分，台港两地的《苹果日报》和《壹周刊》，营收年减率从17.9%到24.6%之间。
在数位平台收入快速攀升，纸媒下挫的趋势下，媒体报导，香港与台湾的《苹果日报》，分别在2013年第1季和2015年第2季出现交叉，也就是数位平台收入超过纸媒。
“网路市场与流量有关，只要你一直推陈出新，流量就会越来越高。”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刘昌德接受端传媒访问时分析，为了喂养流量，新闻的速度与数量跟着增加，同时也改变了新闻产制的流程和新闻内容。
以前记者的工作像是“猫抓老鼠”，等待半天捕获一只大猎物；但现在却像“打地鼠”，哪边有动静就要赶快反应，大海捞针般地捞着网友会喜爱的资讯，“但多数时间捞到的只是垃圾。”
内部编辑为了抢快，自己从网路、电视上抓别家媒体的讯息改写刊出，已经成了常态，却经常让外勤记者不知如何是好。
“这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了啦！像每次台风天，电视台地方记者还在等各县市宣布隔天是否停班停课，内部编辑自己就先出快讯。”一样在电视台工作的小顾（化名）说，最近一次台风天，某台新闻跑马灯抢先出了停班停课的消息，被同业截图丢上群组，该台记者大吃一惊。确认状况后发现，又是一次内部编辑把错误讯息当独家快讯的乌龙。“结果明明不关记者的事，但他还得在群组里为造成大家困扰，而跟别的同业道歉。”
电子媒体原本就强调时效，然而，原本在媒体的分工里，更多担负“严谨”和“深度”面向的平面媒体，亦在数位平台上被拖进这场“即时风暴”里。
“有时候电视台出了一个即时快讯，明明是错的消息，或根本不重要，但主管还会要我们处理！”一位平面媒体记者感慨，曾经有电视台出了一则“外国人发现台湾路牌英文拼错”的即时消息，报社主管立刻打给他要他关注一下，“晚上10点他叫我注意一下（这消息）！”说到这里，记者忍不住大翻一个白眼，气到接不出下一句。
《自由时报》工会理事郑鸿达感慨道，以前记者的工作像是“猫抓老鼠”，等待半天捕获一只大猎物；但现在却像“打地鼠”，哪边有动静就要赶快反应，大海捞针般地捞着网友会喜爱的资讯，“但多数时间捞到的只是垃圾。”
以《自由时报》为例，过去处理即时新闻的，只是十几个人的小单位，隶属在电子中心底下。2014年318反服贸学运占领立法院后，报社实验性的做了即时转播，现场记者一天要发7、8条现场的稿子。那个时期，高层开始尝到点阅率飙涨的甜头，和即时新闻对点阅率的帮助……。”在《自由时报》担任记者的王禹（化名）说，占领立法院事件结束后，报社的即时新闻中心逐步扩充，现在已膨胀成副总编直接指挥的独立单位，每天早上6点到凌晨1点、共分3班轮值更新网站内容，“高峰时期，即时新闻中心一天发500条新闻。”
台上讲话，台下发稿
另一边，将即时新闻发展的淋漓尽致的《苹果日报》，早已独立设置即时新闻中心，处理网路讯息、改写其他媒体的内容。驻守现场的外勤记者则是“台上还在讲话，台下已经一边在发稿了。”任职于《苹果日报》的阿中（化名）感慨，前面的人还在讲，他就得赶紧打开电脑，同时打开通讯软体，“稿子一打完就用通讯软体回传。内勤负责收即时的人会协助上稿。有时正逢发稿尖峰，就会听见内勤即时的工作人员，讯息声响个不停，压力超大。”
媒体间的即时战争，让抢发即时的状况更加恶劣，新闻产制流程遭到严重压缩，记者没有时间消化新闻内容、进一步追问细节，“现在我们根本只是打字机、发稿机，有闻必录而已。”
即时新闻成了媒体间的恶性竞争，现在连国家通讯社“中央社”也规定，重要新闻先发即时短讯。“只要中央社一发，但《苹果》还没发，那条线的《苹果》记者就会接到主管电话，问他怎么还没出。”王禹说，媒体间的即时战争，让抢发即时的状况更加恶劣，新闻产制流程遭到严重压缩，记者没有时间消化新闻内容、进一步追问细节，“现在我们根本只是打字机、发稿机，有闻必录而已。”
各家媒体抢发即时，也让应该是反映真实、记录现场的媒体，成了胡诌瞎掰的源头。例如：有一次某家媒体拿到某政治人物的讲稿后，立即先发一条即时新闻，但到了活动开始后，那名政治人物却少讲了讲稿中的一段，结果出现“新闻内容与现场不符”的窘境。更惨的是，一家写、百家抄，错误资讯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下去。
另一方面，不择手段的抢快，都是为了冲高点阅／收视率。但是当点阅／收视率成了主导新闻内容取向的唯一判准后，回过头也严重影响了媒体筛选议题的格局。曾在《自由时报》即时新闻中心任职的阿德（化名）说，自己每天工作就是搜寻PTT（电子布告栏）、名人脸书，或是爆料公社这类粉丝页，寻找能有高点阅率的讯息。“像是‘违法行为’、‘偏差行为’和‘有争议’的东西，特别能刺激点阅率。有时这类讯息下面的网友回应很有趣，还可以再做成一条新闻。”
只是这类讯息来源往往真假难辨，有时甚至是两年前已在网路上流传过的资讯。阿德有些无奈的说，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会尽量查证。但在即时压力下，他也无法保证能守住“资讯正确”这道底线。
“例如之前舒淇参加坎城（康城）影展，《联合报》出了一篇舒淇国籍遭主办单位印错的新闻，我们看了就照抄，还自己诠释舒淇在红毯上高喊自己是‘台湾人’。这就是因为没在现场，光抄新闻又过度诠释，加上没有查证，才搞出这种事。”
政策新闻闪边，八卦才是王道
表面上许多即时新闻都被冠上“独家”做为宣传，其实只是比同业早几分钟抢发。媒体主管则对可能造成高点阅率的新闻，心急如焚的逼着手下记者处理，但真正严肃的新闻内容，反而不受主管青睐。“因为严肃议题的点阅率相对不好，久了之后，政治人物的新闻，我们找的都是有趣、有争议的梗来写，至于什么政策，哼，那个不用啦！”王禹直言，光看《苹果日报》网站每日热门排行榜，前几名几乎都是娱乐、八卦等讯息，时间一长，媒体高层在筛选议题上，也就越往那个口味去了。
追求即时新闻的热潮打击了记者对这个职业的信心，媒体主管宁信各种真真假假的网路讯息，却对自家记者的新闻判断缺乏信任。
今年刚成立工会的《自由时报》，理事长郭安家对于媒体抢即时的乱象早已满腔愤怒，他批评在点阅率挂帅、即时为王的时代，新闻走势已经完全受到干扰，遭到虚幻的网友绑架，为了点阅率追求一些微不足道的讯息。而为了满足网友的需求，只要网友喜欢，明明毫无价值或了无新意的讯息，也得加油添醋配上许多废话，硬是凑成一篇新闻。
另一边，电视台记者也不时会收到主管讯息，要前线记者处理一些来自“行车记录器”、“监视器”的画面，把这些内容做成即时新闻发出去。“拿到这种东西真的会火大，一台车去撞分隔岛之类的东西到底重要在哪？”过去还会跟主管争执，拒绝制作这类新闻的秋芬，在眼看身边同事逐一离开职场后，她渐渐选择默不作声，硬着头皮处理完这类新闻，再回去坚守自己的主线。
追求即时新闻的热潮打击了记者对这个职业的信心，媒体主管宁信各种真真假假的网路讯息，却对自家记者的新闻判断缺乏信任。秋芬就曾经目睹同事极力争取留在新闻现场，以问到更多的讯息，但主管却认为记者判断的有价值新闻“很无聊、别家又没出”，要求该名记者赶紧前往下一个新闻现场。最后在记者力争下，主管才折衷让摄影留下。
结果，那则新闻成了大独家。“但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主管宁愿跟风做别人已经有的，却没胆做别人没有的东西？只想打安全牌。”
看着媒体环境荒谬至此，秋芬感叹：“以前跑新闻，常常会有‘今天作了一个很棒的东西，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劳动条件很差，但这股兴奋感总能让人支持下去；近几年，这一点兴奋的火花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本文多数受访者采用化名，特此向读者说明。）